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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阿姨问我:“橙子,你打的是长途?”
  
  我努力点着头,把嘴唇咬得生疼。
  
  她笑一笑:“小姑娘外地还有朋友呀,老不简单呢!电话机的长途锁没打开,来,我来开锁。”
  
  第一次听到了方子牙的声音。他仿佛用被子捂着嘴巴,声音含糊:“谁?怎么?”
  
  “谁?怎么?”这是方子牙接起电话张口就来的话语。无论对方是亲人、朋友或者情人。
  
  然而对于首次拨通他电话的我来说,这已经是最最真挚最最厚道的表达了。我必须简明扼要地说完我要说的,我的口袋里只有43块钱。离家出走,再不回头,我只有这43块钱。我还要坐上某种交通工具,我走不动也走不远,我穿的是皮鞋。猪皮做的一双鞋,红色的,大圆头,鞋底很厚。
  
  我说:“我是橙子,我口袋里只有43块钱。我要坐什么交通工具才能到你的城市,43块钱能坐上那种交通工具吗?”
  
  他的声音一下脆亮起来,像早起的一只小黄鹂:“橙子,你坐火车到S城,大概只要38块钱。我现在呢,也马上从A城赶到S城去。这样的话,我们晚上就能在S城碰面了。”
  
  “你不是在A城吗?我要去A城。”
  
  “你的钱不够呀,而且那么远,我怎么放得下心?我们先在S城见面,我再带你回A城。好吗?你到了A城,就给我打电话。我的呼机号码你背得下来吗?12……”
  
  “我记得,我记得很清楚。那我去买票了……我是说,我真的就来了……”
  
  “来吧,我的未来女作家。”他狠狠地说了这样三个字——女作家。
  
  我颤抖了一下,如同他把我塞进了冰库。
  
  胖阿姨收了我1块钱,她半眯着眼睛:“橙子,你要去旅行吗?一个人?”
  
  我打量着柜台里手掌大小的圆镜子,我问她:“这个怎么卖?”
  
  “2块。”
  
  “2块?”
  
  “2块。”
  
  “胖阿姨,我要买它。”
  
  我把镜子塞进口袋,它和钢笔接触发出了“哐哐”的响声。
  
  我说:“胖阿姨,我得走了。”
  
  “橙子,你要去旅行吗?一个人?”她又问。
  
  我全然觉得没隐瞒的必要了,早早晚晚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离开的消息。
  
  “是的。我要和我男朋友一起生活。”我把“生活”两个字加上了重音,听上去就像“剩货”。
  
  我走了几步,她拉住我,从背后拿出一个塑料袋。什么都不说,她什么也不说。她捏了下我的鼻子,笑了那么一笑。妩媚得很,活泼甚至生动。打开那袋子,我看到了矿泉水和面包。
  
  我摆着手:“我走了,胖阿姨。”本来我要说些“日后涌泉相报”的话,终归还是吞回了肚子。我问她要了梳子,用皮筋把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我又摆了摆手,她说:“不错,很漂亮。橙子,你会幸福的。”
  
  同学们都来上课了,他们面朝着学校的方向,前进前进。我的屁股朝着学校的方向,我也前进前进。查老师骑着自行车,他在我身边停下来。
  
  “橙子,你干什么?”
  
  “书包忘在家里了。”
  
  “我送你回家,拿了书包咱们再一起去学校吧。”
  
  “不了不了,查老师,我跑得很快,快极了。我一定不迟到的……”我拼命跑着,猪皮鞋子那么沉重,地心引力那么可恶,而路,竟然那么长远。
  
  
  售票员的嘴唇涂成猩红色,油腻的一张大饼脸,两边的雀斑就是刚洒上的芝麻。
  她说:“去S城,76块,8点半。”
  
  “不是38块吗?”
  
  “你是学生吗?”
  
  “是啊是啊!”
  
  “学生证呢?”
  
  “没带……”
  
  站在我身后的那排队伍挺长的,挨着我后背的是个穿军装的中年男人。他拍了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走到他身后去。我不肯动,他把半个身体从我左侧探过去,对售票员说:“同志,麻烦你了,我要两张火车票……”
  
  票,火车票。
  
  我很自觉地退出了队伍,又不甘心地排到了最后。手里捏着的钱皱成了一团。我把它们摊开,团紧,摊开再团紧。我没单独出过门,也没坐过火车。母亲不喜欢火车。她和父亲带了我去过一次首都北京,坐的是飞机,在我5岁的时候。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坐飞机的感觉,母亲说我在机舱里东张西望,又哭又闹,她恨不得把我扔回地面。
  
  也许是我不喜欢漂浮的感觉。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只喜欢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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