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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零


  全中国到处都在闹水灾,专家说,此次洪水,百年一遇。自入夏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继珠江之后,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而尤以长江为最。随着第一次、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来临,全中国人的心都被长江的洪水揪紧了。

  沟墩乡也一样。

  该乡地处淮南,长江的水一部分进入草荡湖后,排入运河。沟墩乡地势低洼,干旱的年景,运河水浅,得不到灌溉,而到了这发涝的年景,则是一片泽国。原来可以见底的运河,现在则是满满当当。运河的大堤,到处存在着险情。

  事实上自六月以来,这里就过早地进入了梅雨天气。这里正好处在南北季节的交换带上,冷暖气流在这里交锋,由于势均力敌,所以雨带飘移不去。这样的雨季里,邓一群显得心情特别的不好。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省委扶贫工作组在县里的四个乡立了十五个项目,筹建了三个厂,劳务输出四百多人,正在修建三条公路。应该说在苗得康的带领下,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邓一群在这里面自觉也做了不少工作,相比较那几位组员,因为他跟着苗组长,所以工作起来的难度要小得多。这么长时间以来,邓一群感觉自己并没有同苗组长建立起预想中的特殊感情。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他在省里曾提出过很多非常大胆的改革方案,关于股份制,关于南方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关于政府职能,等等。一些想法在全国也都是领先的。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可以说,现任的省委书记非常欣赏他。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比如生活上,就很是古板而保守。他对邓一群,只觉得他聪明,也能干,但又有很多欠缺,欠缺什么,他没有说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苗得康并不欣赏他。这点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为此多少有点沮丧。

  苗是个不可亲近的人,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关系。是否因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邓一群想。事实上苗得康又并不拿大。在乡里,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看到那些农民,他也非常客气。邓一群后来发现,他的这种客气并不是装出来的。邓一群到村里去的时候,能感觉得到自己对那些农民的友善多少还有点装的意思——他并不喜欢那些人。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却是从那些人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是优秀的。邓一群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农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位农民——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看,他已经是国家干部了。而城里人又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城里人。至少肖如玉一家并不认为他是城里人,他只是进了城的学生,在他的身后,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农民尾巴。在城里人面前,邓一群并不认为身为一个农民是可耻的,尽管城里的很多农民工很不讨城里人的喜欢,但他自己在内心里的确瞧不起农民。农民们很愚昧,这也是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的原因。而苗得康不,到农民家里去,再脏的地方他也敢住,再脏的茶水他也敢喝。有时走到田埂上,他能挽起裤管就跳下去,插秧什么的,全然不顾泥巴和污水。邓一群已经不行了,他喜欢衣着整齐,到村里去的时候也喜欢穿西装。这些品质的养成,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来的。

   退一步想想,邓一群也能理解他,毕竟苗得康过去过过苦日子,而自己年轻,没有受过什么苦。是否就是他忘本呢?邓一群感觉自己没有忘,正是由于对过去生活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奋斗。只是这种奋斗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利己的。

   与苗这样的干部相比,龚厅长要容易亲近得多。龚长庚表面上看,也是个很严肃的人。邓一群一开始对他心存畏惧,后来就放松多了。龚厅长也是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那次到沟墩乡来,开始对他请他出去吃饭,态度上还有点矜持,后来就放松多了。有他这样的领导,有了这样一次单独的玩耍,有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由温到热的私人交情,邓一群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他和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超过大舅子肖国藩的那份交情,才能更深入。

  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邓一群内心觉得自己非常不光彩,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也会时时地自省,并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做一些忏悔。如果说他和肖如玉谈恋爱有悖自己从课本上得来的对爱情的理解,以及后来自己感受到的许多委屈还纯属他个人行为,那么后来他挖空心思地去领导家讨好、送礼,把科技处的处长言子昌领进洗头房去进行色情行为,再到他想法巴结苗得康,请龚厅长跳舞,则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径。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可是不这样做我又能怎样呢?他在心里问自己。别人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做?我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随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诗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那是出于对十年浩劫发出的呐喊和最强烈的声讨。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我们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我不是一个高尚者。邓一群想。在社会浊流中,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我还有良心吗?良心还是在的。良心未泯。但好的心意也能铸错。他有体会。

  苗得康让邓一群在刘家村负责搞养殖场。养殖对虾。他们从南方的一个县请来了技术员,资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开挖虾池。那一阵子邓一群每天都往刘家村跑。虾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旦错过了时间,养殖季节过了,就是耽误一季。村民对养虾的热情并不高,他们不相信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乡里、村里过去也经常搞这搞那,但却从来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相反,赔钱的还是农民。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最后就强行搞摊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务。村支书向邓一群诉苦说,不这样办,他就没法开展工作。邓一群虽然不喜欢他这样简单,但任务迫在眉睫,只能这样。

  邓一群那次从城里回来后,心想任务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骑车赶到工地上去看,结果却发现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间却留了一个小岛。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独自用车子推泥。那个妇女看到他脸上木木的,没有表情。她脸是枯黑色的,衣衫破旧。邓一群在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怜悯。“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啦?”他问。妇女停下来,说:“别人家早完成了。现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务了。”邓一群问:“那你丈夫呢?”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干。那个妇女苦笑一下,说:“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那天的天气不好,阴阴的,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看她在池里那个样子,非常吃力。“你男人生了什么病?”他问。“肝癌。”她说。“治了吗?”他问。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没用,人家都说,这是个死病。他还不知道呢,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还要治,可家里哪里有钱啊!”她说话那样平静,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这是一个绝症。邓一群问:“你男人多大年纪啊?”她说:“今年四十五。”“你今年多大啦?”他问。她说:“四十三。”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几个孩子?”“三个,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她说。邓一群问:“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他们呢?”她苦笑了一下,说:“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今年刚嫁出去。”邓一群默默,说不出话来。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对她说:“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邓一群说:“真的,我又没有给你多少,就是五十块,拿着吧。”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

  那个妇女却坚决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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