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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准岳父是个冷酷的人。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是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在家里他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这只是他的希望)。退下来后,没有谁再听他的使唤了,所以他希望在家里还能发挥这种“余热”。而事实上家里人谁也不听他的,这就让他非常恼火。在家里,他是个非常不协调的人,与老太婆关系也不算好。他是个非常大男人的人。邓一群看得出来,肖如玉的母亲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

  闲下来了的这位老干部,有时还常常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他从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所以他对邓一群这样通过考试、入学、读书而进城的农村小子就有点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们的出身是相同的,但他对邓一群这种进城的方式内心有点小瞧。邓一群当然能够感觉得到,但他不会去说透。他对这位未来的岳父是敬而远之。如果说开始他对他还有些敬畏的话,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份(一个正厅级干部与他的家庭有着怎样的距离啊),后来他则发现这位离休的高级干部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有时真想不通他这几十年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地缺乏人缘。

   肖如玉的这位霸道父亲,退下来后没有什么爱好。每天在家里沉默寡言,定时起床、吃饭,然后出去散步,回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坐在那张大写字台前阅读报纸和书籍。报纸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邓一群发现事实上他对《人民日报》并不感兴趣,更多的只是做做样子,好像是让家里人不要忘记他曾经是一位高级干部。他只看一版里的重要消息和社论,然后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上一些道道,边上注明必须要注意几点几点,要求家里其他人也一起阅读(事实上家里人根本不关心他的这张报纸,例如他的妻子只读城市晚报)。他的那些红铅笔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非常难看,就像是蜘蛛的腿爬过的痕迹。最让邓一群有时感觉好笑的是,有时报纸上出现什么反面人物的名字,他会在那些名字上打上红叉叉,一如在法院时在布告上打叉一样。当官当出来的职业病,病到了好笑的程度。除此,老人家会爱画两笔,这可能是他唯一像点样子的事情。邓一群有时也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看他作画,但那画却实在不敢恭维,画得山不似山,水不像水,至于花鸟鱼虫,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要命的是老人家绝不认为自己是在消遣,而纯粹是在进行艺术创作。

   肖如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这一生里最重要的除了孩子,就属于丈夫。在这个家庭里,她帮助丈夫树立绝对的权威。丈夫当权的时候,她跟着享受;丈夫没权的时候,她依旧小心地照顾他的一切饮食起居。丈夫是家庭的中心。退休前她是省级机关里的一位会计,但她对财务根本就没有弄懂过。她是个不肯动脑筋的人。她常常对邓一群抱怨说,现在年纪大了,什么事情也记不牢。她在家里常常感觉很难受,她不喜欢看报纸,同样也不喜欢看电视,出门又不方便,于是只能在家里同保姆拉家常。

  保姆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据说在肖如玉家里已经干了好些年。肖如玉不喜欢这位老保姆,嫌她干活不细,择菜择得不够干净(保姆眼睛不好,她自己说是生孩子那年在月子里下地干活被风吹的),菜也烧得不可口等等,但是家里却没有把她辞掉的打算。肖如玉说一是因为她觉得她很可怜,她的丈夫得了癌症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已成家,但他们却一个也不肯赡养她。二是因为这些年来已经用惯了,她妈妈觉得有这个老保姆陪着聊天,可以打发掉不少空虚的时光,日子好过。家里有这样一个人做对照,可以更深更好地理解眼前的幸福生活。老保姆的一些好处是人所共见的:干什么活都是任劳任怨,家里有什么剩饭剩菜总是她吃完,绝不浪费,永不主动提出加工资,上街买菜也总是尽量帮主人家节省每一分钱,在家里从不多话……

  邓一群从这个保姆的身上,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每年都会寄点钱回去,或多或少,而他妈妈却总是让他不要寄,说让他节省下钱娶亲成家,事实上她的心里有多高兴啊!最近二哥邓一明来信说,全家一年的粮食才卖了不到八百块钱。刚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农村生活真的很艰难。由此他更要珍惜眼前的生活,他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娶一个城里女子做妻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结婚,生子,这样,他作为一个昔日的农村青年,才算是走到成功的巅峰。

  机关里的人对邓一群正式恋爱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从他们的话语里,他能感觉得到,他们好像觉得他能找到这样一个家庭是件很庆幸的事情。肖如玉并不漂亮,文凭也不高,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他应该感到庆幸呢?无非是因为他的出身,觉得他是农村出来的,家里条件又不好。邓一群心里对他们那种表示祝贺的话语非常反感,但是他却努力克制着,嘴边露出淡淡的笑。一些人妒忌了?

  我不够强大,我还缺乏力量。我有了一定的实力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小看我。就像机关的人对待周润南一样,心里有怒,但却还得处处唯唯诺诺,小心地看他的眼色行事。

  龚副厅长也很有意思,一点也看不出他像个干部的样子,对谁都很客气,不仅对中层干部,对一般的科员也很礼貌。与周润南相比,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大家觉得他非常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在机关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就餐时的身影,绝不搞特殊化。人们还看过他的妻子,因为有时他的妻子会到单位里来找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对厅长周润南,龚副厅长总是表现得很尊重,在工作上完全服从他的安排。与龚副厅长最好的,是小车班的那些驾驶员,开会时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肖如玉的哥哥同龚副厅长是熟悉的,至于熟到什么程度,她哥哥不讲。一个过去在组织部,一个在人事厅,开会经常会看到。这是表面的,私交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甚至连一点也没有。邓一群有次提到对龚副厅长的印象,肖如玉的哥哥肖国藩处长笑起来,说:“龚长庚是什么人,在组织部呆了那么多年,对场面上一套很熟悉。周润南不会长久的。”邓一群听了唯唯。肖国藩批评他说:“小邓啊,在机关里首先要精明,有很多东西要学。”

  邓一群对他这个未来的大舅子充满了敬畏,因为他觉得这个大舅子可以直接影响他的前途。有这样一个关系和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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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如玉开始改造邓一群。

  首先她从外表上对他进行包装,她说他身上有一种土气——头发理得不齐,邓一群说是自己习惯在路边的小理发店理发,两块钱,很便宜。的确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进城这么多年,他害怕进那种门面装修得很漂亮的发廊里去。是不是天生骨子里对城市的某些方面有一种畏惧情绪?鞋子上蒙灰太多,擦得不勤,而且鞋子的式样很老气。鞋子一定要擦干净,干净才有点绅士的样子。衣服的质地不好,现在流行休闲、全棉的,而不是他那种藏青色的化纤布料。其次,社交时还应该注意一些必要的礼节,说话时要尽量讲普通话,而不要再发那种家乡味很重的土音,等等等等。

  邓一群过去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被她一说,才发现的确很有道理。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陪着他第一次去了新街口附近的一家叫“时代风云”的理发厅去。那个理发店一进去就能感觉到那是个宰人的地方,装修得像一个宾馆,里面到处都是大镜子,在日光灯下明晃晃的,一式的沙发转椅,后面立着站得笔挺的年轻小姐或年轻先生。小姐的制服是统一的,先生的制服也是统一的,看上去比邓一群这个顾客要整齐得多。肖如玉让邓一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过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肖如玉同她讨论需要怎样的一种发式,邓一群一句也插不上嘴,他决定一切听从肖如玉的安排。小姐的剪子在他的头上发出清晰的声响,一绺绺头发落了下来。头发上有油(已经有好些天没有洗头了,他喜欢头发油光乌亮的那种感觉,但肖如玉说他是个农民,只有农民才会这样想。头发应该勤洗,要蓬松,有光泽)。理发的小姐很漂亮,脸和手都显得特别的白(那是因为成天和热水、洗发精、护手霜接触的缘故),因为白,也就显得很嫩。小姐的身上有一股特别的香味。肖如玉坐在一边翻看杂志,那些都是一些台湾、香港出版的时尚刊物,印制非常精美,的确是大陆方面不好相比的。邓一群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一切听从理发小姐的安排。心里的感觉怪怪的,他不喜欢在那样一个场合,尤其是在肖如玉的眼皮底下,被那样一个年轻的小姐用手在脸颊上抚来抚去的,让他内心里禁不住产生一些非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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