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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一旦进入角色,吴运韬看人看事就有了新的角度:同样是这座没有什么特色的楼房,同样是这样一些员工,他都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亲近感,就连“东方”两个字都有了特殊意义,坐在小汽车里,他会突然叫道:“哎!”司机吴凯问怎么了,他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商店叫‘东方’。”吴凯说他也在别处看见过这两个字。吴运韬开玩笑说,这实际上是一种侵权,以后应当建议人大常委会进行有关保护单位专有名称的立法。为人厚道老实的吴凯什么都没说,因为他没听懂这句话,也没体会出吴运韬说这话时的心情。

  吴运韬越来越经常地晚回家了,并不仅仅是矫情,他的确忙;而他妻子马铃炫耀他的方式,就是气愤地对人说:“那个人现在卖给公家了!”

  对于班子的变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员工没有给以多么特别的关注,他们还深深地震骇于杜一鸣的被开除公职之中。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不敢议论的话,现在气氛松弛了,不敢说的话敢说了,杜一鸣反而成了议论中心。至于第二把手为什么让吴运韬当而没有让富烨当,吴运韬得到这个位置对于吴运韬个人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意味着什么,除了李天佐、金超、师林平等个别人,没有什么人把它看作了不得的事情。这里有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道理:人只关心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杜一鸣过去可能和他们无关,但是这个人突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那些平时看似无关的小事也就有了某种关系,人们议论的也正是这些小事,如同人们总要议论一番突然死去的人一样。

  吴运韬怀着嫉妒忍受杜一鸣事后的辉煌。

  好在这段时间不长,生活就像一条江河,打了一个漩涡之后又归于平缓,以它特有的深沉往前流动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发生过的事情变为记忆,深深地溶到河流深处去了,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再一次激越这条河流,它就不会再翻卷上来了。

  徐罘发现吴运韬并不是那种让人心里紧缩、想办法防备的人,和预想的不一样,徐罘对他印象非常之好。

  吴运韬早在徐罘到来之前就让人把夏乃尊的办公室重新进行了装修;他主动来向徐罘汇报工作,推心置腹地谈工作设想,谈对中心里一些同志的看法。徐罘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谈到的人都给以正面评价,就像在谈论自己的兄弟姐妹……这种品质非常可贵,领导干部具备了这种品质,他领导的单位就不会剑拔弩张,就不会生发腌腌臜臜的事情,而这正是徐罘对自己治下的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未来期望。

  徐罘特意问吴运韬:“李天佐这个人怎么样?”

  吴运韬不加思索地说:“老李的个人经历很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你知道,那时候学校很乱,结果,他父亲被学生打死在批斗会上了。当时,也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李天佐就在学生中间,他不敢去保护父亲。父亲死了以后,母亲也投河自尽,十三岁的李天佐开始在社会上流浪,尝尽了酸甜苦辣,对社会、对人都形成了偏激的看法……但是这个人很好学,知识面较宽,编辑工作做得也不错,他抓的图书,效益也很好。过去没有把这个人放到合适位置,放对了位置,他可以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这不是回答,或者说这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回答。对于这样述说问题的吴运韬,徐罘反而无法判断了,就像本来清晰的物体由于焦距变化又模糊了一样。

  但是一件事情又使得这个物体清晰起来。

  春节前夕,吴运韬问金超有没有安排,金超说没有,吴运韬说:“那咱们去看几个人吧。”金超自然很乐意。“明天你和我一块儿坐车,我要到部机关去一下,你回中心取点儿钱,然后到机关接我。”

  他没有说去看谁。

  第二天早晨,金超从窗户看到吴凯把车开来了,就先下楼,坐到车上和吴凯聊天。吴凯把所有人都当作领导敬着,金超愿意和他在一起说话。

  看见吴运韬从台阶上下来,金超急忙从车里钻出来,站在车边等,看到吴运韬走近了,叫了一声:“吴主任。”

  吴运韬点点头,上了车,坐在吴凯旁边。金超坐在后面。

  今天是星期六,天气寒冷,街上的行人和汽车都显得比平时稀少。

  吴运韬看着街景,对金超说:“中心几个主要领导都不在北京,所以你跟我去。”

  金超用笑表示对这种信任的感激,以让吴运韬听到为限。他没问去看谁,他知道吴凯太实诚,什么人都可以把话套出去。以前金超想了解什么情况,就把吴凯扯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附近小饭馆里喝上几盅,总是能够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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