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妓女生涯(02)_康素珍

二

　　夏去秋来，树叶变黄、飘落，我身上仍然一丝不挂。一天，母亲看着我，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小妹，你也不小了。咱再紧一紧，攒点钱，我给你买条裤衩!"我听了非常高兴，低头看看自己那又黑又脏的光身子，似乎刚刚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涩，于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场，那几天，我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儿。

　　一天，我沿着大阳沟走了几里，发现一大堆能卖钱的破烂，我用几条破布条接好捆起来，到收破烂的摊上去卖。这次，比平时多卖了两个铜子儿。我乐得心花怒放，一路想着自己的花裤衩儿，心里琢磨着怎样让母亲高兴，还想好进门先喊一声"妈妈"，好让母亲大吃一惊。

　　离家老远，只见我家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这种场面，我见过几次。穷人有个红白喜事，就聚在一起互相帮扶。那时生活、卫生条件极差，有的年纪不大就死去了。我想到母亲，母亲这些天身体一直不好，可又没有钱看病买药，还是硬撑着干活。我不知道她那鼓起老高的肚子是怎么回事，只知她想吃这想吃那，就是没钱买，莫非……我心里像压上了铅块，紧往家跑。

　　跑到门口，见那些叔叔、伯伯们也不跟我打招呼，都用可怜、悲伤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头钻进屋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母亲两眼紧闭，脸色像蜡一样黄，仰面躺卧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花布头，一定是正准备给我缝裤衩。再看下半截，却完全浸在血泊里，裤裆里突出一大块，鲜血浸透了衣裤。八岁的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后果，便扑到母亲的身上，放声嚎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们拉开，听着隔壁赵大妈向人们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天，母亲正坐在屋地的木盆旁洗衣服，潘保长忽然跑到我家，他是大阳沟一带的房主，我家住房每月要交他两块大洋的房租。他长着一对绿豆眼，一张老猪嘴，经常跑到我家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一双小眼闪着贼光，大嘴一张像个歪瓢。他站在屋里，淫腔浪调地调戏母亲，母亲低头只是不理。

　　潘保长忽然兽性大发，扑上去抱住母亲，要往床上拽。母亲急了，咬了他的手一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松开母亲，绿豆眼变成红杏仁，骂道："臭娘们，你别不识好歹，我玩了不知多少女人，还没碰上你这样的硬货!"说罢，扬起皮鞋，冲母亲的小腹狠狠踢了几脚。母亲惨叫一声倒下去，他却扬长走了。

　　母亲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腹中七个月的妹妹小产了。这情景，赵大妈隔着篱笆墙看得一清二楚，等她赶来，母亲早已断气了。

　　当时，父亲不在家，大伯、大娘、爷爷听说这事，都气红了眼，要去法院告状。可是，赵大妈早已跑到别处躲起来啦，她怕吃官司，不肯当人证。

　　三个家族长辈忍无可忍，就去找潘保长说理。我和哥哥远远跟在后头。

　　潘保长住在保全巷，门口一对石头狮子。门口站着从刘区长那里借来的两个哨兵，上着刺刀。爷爷他们刚走到门前，站岗的把手一摆，忽地窜出一只狼狗，张牙舞爪，"汪汪"狂叫起来。

　　这时，大阳沟的叔叔、伯伯们追上来，七嘴八舌地劝说着，他们都说没人证物证，硬拼白白吃亏，还是先打发死人要紧。好说歹说，把爷爷他们又拖了回来。

　　没钱埋葬母亲，大伯领着我和哥哥给穷邻居们挨家磕头求告，那些好心的穷爷们，穷帮穷，凑钱埋葬了母亲，葬在杨柳店乱丧岗里。那是1939年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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