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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三

  收拾停当了我开始带着子午办假证。晚上通常出去写广告。那时候假证这行里还没兴起随手贴的带背胶的印刷名片,主要是手工,拿只粗签字笔或者喷漆在合适的地方写。广告牌上,公交站牌上,天桥台阶上,楼房的墙壁上,觉得合适了才写。广告语很简单,"办证"两个字加上联系电话。夜里人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但我们适可而止。太张扬了会惹警察和城管不高兴。他们要是较起真来给你打电话,也是个麻烦事。不像现在,小广告你可以随便贴,警察习以为常了,都懒得打电话抓你。

  子午不喜欢喷漆,那东西操作起来要眼疾手快。他喜欢用签字笔,慢悠悠地写,他的字写得比我好。写完了电话号码,陡发兴致他也会写一两句别的话,比如:北京有点大;车跑得太他妈快了;我想发财,你想不想。有一晚上想起电大时的女同学,前女朋友,随手写了一句:每次转身,你都不在。我看了后跟他说,喜欢就再追。他闷着头,在下面又写了一句:说好跟我过一辈子,现在你钻进了别人怀里。有点酸,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没吭声。这小子心还挺重。

  我觉得子午干这行还是有天分的。等到一个月后他独立干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经过一个烤红薯摊,他停下来买了一个巨大的生红薯,我和烤红薯的师傅都纳闷,这种爱好的人不多。子午说有大用。回到住处,他把红薯削成长方体,用小水果刀挖挖剔剔,竟然整出了一个大印章,蘸了下黑墨水,赫然在白纸上印出了我们的小广告。

  这绝对是个发明,一下子提高了打广告的效率,像领导用印章代替签字一样,轻轻一按,搞定。据我的观察,在办假证这一行里,子午应该是第一个使用印章广告的。他找人刻了两枚砖头一样大的广告印章,一枚他的,一枚我的。再打广告就一手印章,一手蓄足墨汁的海绵盒子,一下一个。后来越来越多的同行跟在我们屁股后头举起印章。子午是有贡献的。但有了印章子午兜里依然装着签字笔,想起来还会顺手写上两句。这是爱好和习惯,像吃完饭叼上根牙签,不一定是牙口不好,叼的是一个酒足饭饱的感觉。

  行外的人都认为办假证是多凶险的事,其实到我来北京时,已经没那么严重了。据老革命说,最初办假证这一行源于刻章。私章和公章,合法的不在这范围内。因为合法的印章只能按市价来,人家坦坦荡荡地来,你没理由抬价。假的就不一样了。你心里有鬼,你想偷梁换柱鱼目混珠,你想用这个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实际上是伪造的印章捞钱、干坏事,你就得付出代价。付出你心怀的鬼胎价和篆刻印章的风险价。私刻公章犯法,条文里有。一个公章几千。最初刻章的人捞海了。然后智慧的人民想,这章你要盖在一张纸上,那张纸一般也不会是真的,为什么不顺便把你想要的那张纸也做出来呢。比如伪造的公文,美化过的成绩单,还有通知单、缴费单、质检证明等等。那张纸就出来了。一张纸,两张纸,很多张纸,加个隆重的大红塑胶封皮就成了证件。假证问世了。

  这个过程当然比我说的要漫长,好几年才发展起来。你当然也可以说,伪造的东西几千年前就有,圣旨还有假的呢,皇帝死了一帮太监专干这种事。你说的很对,可我不是说现在么,古人的事我管不了。反正办假证这一行是起来了。越来越盛行,那是因为人们越来越需要,谁不想不花钱就拿到缴费凭证?谁不想一天书都不用念就拿到博士文凭?

  有假的就有打假的,新出现的假一定是被打得最厉害的。最初那拨造假的没少被折腾,戴大盖帽的整天盯着,所以一概鬼鬼祟祟,一看就是非法的。而且一个个都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情况不对立马撒腿狂奔。你还得时刻提防警察查房。外来人口,要看你的暂住证、身份证,弄不好遣送回老家。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相当恶劣。很多人一不小心失了手,就进去了,三年五年的说不好。当然,风险带来暴利,前辈们发大了。就我知道的,第一批入行的人大部分都成了老大,自己不干活,手下一大帮小兄弟帮他干,打广告,揽生意,制作,接头交货,每个环节都有人干,完全是完善的企业化管理。一条龙。这样整法,钱赚得没边。野心勃勃的老大会用这些钱去做别的生意,搞搞房地产,或者去山西弄个小煤窑,都有可能;没什么追求的,就在家里数钱玩。

  现在干这行的多了,大小二猴都来撞运气,像我。分烧饼的越来越多,抢到手的就越来越小。我就挣点小钱。当然风险也随之变小,司空见惯了。到处贴着小广告,电视和报纸称为"城市牛皮癣",每一座天桥和街道拐弯处都有人问你"办证吗",就跟路边抱孩子的女人突然冲上来问你"要毛片吗"一样。太多了,警察也就无所谓了。真要都抓起来,那得把全北京的拘留所都挤爆掉。

  这么说不代表就没有风险,有,只是相对小了点。两年前,子午到北京一个月后,风险就相当大,一度吓得我们窝在屋里几天不敢出门。严打,整顿,创建精神文明,重大会议和活动期间,风声就会很紧。一阵一阵的。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整顿市容市貌热火朝天地发动起来,根本不敢四处打广告。我和子午在小屋里喝了一个星期的酒,决定还是出来,亲自到街头揽生意。文哥胆子大,该怎么出去还怎么出去,一天都没闲着。他说,老婆孩子在老家伸手要钱呢。闲着也是闲着,站街去。

  同志们都把搭讪揽生意叫"站街"。这个词啥意思你一定知道。我们站街去。子午跟着我实习,其实我已经放手让他干,需要改进的地方才吭一声。他聪明,差不多了。我们站街去。在海淀周围转悠。路口,天桥附近,大学门口,见了可疑的人就凑上去:"哥们,要证吗?"把声音放低。我们站街去。对方往往比我们还恐惧,所以我们能一眼看出他的可疑。就像文哥说的,这年头,害怕的不是妓女,是嫖客。话糙理不糙。我们站街去。

  正面接触顾客,子午的天赋更容易凸显出来。他普通话好,尽管只是个电大,基本功还是在的。一个月他的舌头就学会拐弯了,能跟老北京一样"儿、儿"和"丫、丫"了。子午形象也好,西装一穿,不打领带也像新郎。如果头上再来点摩丝手里多个公文包,冒充IT白领进中关村上班都没问题。适合公关。像他说的,有亲和力。能亲能和有力量,好。只要对方真想办证,一般不忍心拒绝他。他开的价可能高了点,但你会觉得一定值。在海淀,你很难找到外表上比他更可靠的办假证的。这是我表弟。

  风声紧,还是做成了几桩买卖。挣的钱一部分给子午置办了必需的用品,衣服、手机等,剩下的几百块钱我让子午寄回家。让家里放心,子午辞职是正确的,他在北京没有任何问题。我姑妈一辈子待在老家那个小地方,一年都难得去一趟市里,更没来过北京,她不由人地就把首都想像成是你死我活的地方。大城市嘛,竞争多激烈,人吃人了。寄钱回去就是告诉姑妈,就算人吃人,也是子午吃别人,不是别人吃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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