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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大家都说挺好的,"她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知道你哪。"

  她的意思是说,在北京我不怎么样,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大小算是个作家了。真让我哭笑不得。

  "必须要在北京才能写作吗?"

  "这倒也不是,北京的氛围可能好一点。不过也说不好,其实在北京我基本上也是一个人埋头自己搞。"

  "那为什么不回来?"

  我无话可说。有时候我也在怀疑,现在留在北京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朝圣还是一个仪式?或者仅仅是一个蒙骗自己的形式和借口?

  我说:"我再想想。"

  半个月后,我从故乡返回北京,正赶上边红旗搬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搬家,尽管房间收拾空了,但他要求这个房间还为他保留着,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搬回来,下半年的房租他都交了。严打开始了,据可靠消息说,抓到一个是一个。老边担心连累我们,也担心住在这地方太显眼,他要搬到一个偏僻隐秘的地方。那天帮他搬家的是他的两个办假证的朋友,车也是极相熟的人,彼此都信得过。大大小小的东西一车全运走了。我要送他到新居,边红旗说算了,那地方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而且,他压低声音跟我说,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相约不把地址告诉外人,请我们多包涵。

  临走时我们送他下楼,沙袖磨磨蹭蹭在房间里不出来,一明就叫她快点,老边要走了,我们送送。

  沙袖在房间里大声说:"送什么送,是搬家又不是去死!"

  边红旗笑笑说:"沙袖说的对,我又不是去死,别送了。搞得跟遗体告别似的。"

  尽管如此,老边和我们还是在楼下等着沙袖来告别,但沙袖终于没有下楼。我只听到她在房间里打开崔健的摇滚,声音巨大。她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

  十八

  边红旗的新家我去了一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住在蔬菜大棚里。那地方已经靠近香山了。

  有一天傍晚,我在房间里关电脑,正准备陪沙袖下楼买菜,边红旗打我手机。他说他一个人在北大里面转悠,想约我一起吃个晚饭。我说只我一个?一明和沙袖呢?

  "算了吧。就你一个人,"边红旗说,声音有点低沉。"他们俩以后再请。"

  我说好吧,听他说话那死样子,好像有点事。我跟沙袖说,有个朋友找我谈点事,晚饭顺便就在外面吃了,菜场我就不陪你去了。

  沙袖说:"怎么全世界就我一人不忙?一明不回来吃了,你也不吃了,我还做什么劲?好了,你们都走吧。"她把手提蓝往地上一扔,进房间关上了门。

  我又给边红旗打电话,我说老边,就剩沙袖一人在家,叫上吧。

  边红旗结巴了半天才说:"好吧,就怕她不愿意。"

  沙袖果然不愿意。她在门里说:"我说过了不去,说不去就不去!"

  我只好自己去了。还不到吃饭时间,我们在未名湖边上碰头。边红旗蹲在垃圾箱旁边的石头上抽烟,以便于把烟头扔进垃圾箱里。一根接一根地抽。

  "你在这儿抒什么情?搬走了连电话也不打了。"

  "想打,没什么说的。"

  "没什么说的你找我干吗?"

  "有点难受。我在湖边转了一圈,发现很久都没有写诗了。"

  "靠,你没写诗就难受了,我没饭吃那该怎么办了?"

  说完我自己都呆掉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北京考虑的只剩下了吃饭问题?我也蹲下来开始抽烟,一左一右守着垃圾箱,抽完了就扔进去。未名湖水里的天色暗下来,在湖边看书和谈恋爱的学生陆续离开。出了北大我和边红旗再说文学可能会矫情,但在湖边,愁闷还是沉重和真诚的。

  边红旗的最后一个烟头没有扔进垃圾箱,而是用脚碾,碾完了对着湖水吐了一口痰,说:"他妈的,喝酒去!"

  我们在北大艺园二楼的餐厅里要了一盆水煮鱼和几个小菜,开始喝酒。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说躲在塑料大棚里日子还能好到哪儿去?

  "你怎么住塑料大棚里?"

  "安全,"边红旗招手让小姐拿了一盒"中南海"。"现在也难说安不安全,警察要想搞你,世界上就没有安全的地儿。前几天就有一个哥们被逮了,傻蛋一个,就住派出所对面,真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想像不出那地方怎么住。"

  "要不,过会儿去看看?"

  "不是不带外人去么?"

  "操,你是外人?"老边喝多了就大舌头,"你以为我在北京还有几个朋友?吃完了我就带你去,不去也得去。"

  要不是边红旗拉着扯着,我还真不想去,他说了,有点远,快到香山了。我们在西苑转了一趟车,晃荡了很久才到。下了车他带着我沿一道墙根往前走,大约五分钟,前面一片开阔的野地,房屋稀疏,都是平房,找不到路灯,幸好月亮还不错。他指着西北角,那儿。我看到了一排排塑料大棚拆调后的墙框,两头是一个个简易的小棚屋。很多小屋里透出灯光,听见有人在说笑,还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声音。这些小屋里住的都是外地来的民工、生意人,当然也有不少办假证的。

  "你们都住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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