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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这次的采访全部是卢安克的安排,他挑选的地点、时间,他让我们拍烈日下刚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罗家边上的晚霞,我们想选择更好的时间,他坚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写了采访的提纲,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文和德文交织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么。”

  我没见过他这么失稳,也没见过他这样在意。

  我采访的孩子中,有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他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什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但表情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叫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日落。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踉他一起行动有用。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鸡,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着给他打伞。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只为了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儿。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人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人,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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