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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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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髙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借鉴他的话,写了这句宣传语:“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 在机房录这句宣传词,宣传片嘛,总得有点腔调,我尽量让声音戏剧性一些:“奥运之美……” 录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范,她也说行了。出来的时候,录音的技术人员对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你。”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冷静的。”他说。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要去掉所有的装饰?” 我回到机房,再录一次,像平常说话一样。 录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对我伸拇指。 我自己听的时候,发现他是对的。 节目在一个小角落里播出,没有重播,也没有预告,我想肯定不会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钱钢老师的信,题目就是“你做的《奥运瞬间》好极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变得偏激,就是变得冷漠了,但这样缝隙里的节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闻调查”的,央视的节目他都看,不苛责,只要有一期好点的,一定写信来夸奖。地震时看到我们在杨柳坪拍的节目,他在信中说,当下的新闻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温暖平易”。他说奥运的节目与地震的节目“一脉相承”。 “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与信念,“一脚一脚地踩下去”。 MPC门口小圆桌是各国媒体记者闲来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国际大报的记者负责报道政治,问我报道什么,我说报道几个人的故事。他问我采访了谁,听完说一个都没听说过,你们报道这些乏味的事情干什么。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还有一位美国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头发快掉完了,穿一件廉价灰西装,我俩聊天,他说美国的报纸十年内都会消失,做电视的人也可能越来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对我说:“不用担心。” 我没明白。 他说:“因为你对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经……”他做了一个痴呆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么都会变,但人不会变,好的采访者永存。” 这一年,地震和奥运把我扔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 十年前,我在广院上学。有天课上放录像带,是日本的红白歌会,没字幕,就那么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台上扑来扑去。 快睡着的时候,忽然掌声雷动请出了一个人。 是个穿和服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舞台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蓝底子白花朵。 她微鞠躬,唱了一首歌。也没什么姿势动作,嘴角一缕悲喜不分的笑。她的沉静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后,偶然机会,牟森找到这个视频发我,说常常醉酒在街头嚎唱之,我才知道歌词: 从上野开出的夜行列车走下来的时候 青森站矗立在雪中 回去北方的人群 大家都默默无言,只听到海浪波涛的声音 我独自走上渡船,看见快冻僵的海鸥 不禁掉下泪来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在北方的尽头 陌生人用手指着:请看,那就是龙飞岬 被呼出的热气弄蒙的窗玻璃 擦了又擦,也只能看见遥远的浓雾而已 再见了,亲爱的,我就要回去了 风的声音在胸中激荡,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了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唱这歌的女人叫石川小百合,我找她的资料,二十岁左右她就唱过这首《津轻海峡冬景色》,视频里一副现代女性装扮,长卷发,七情上面,手摇身送,用尽擞声技巧,努力要吸引观众的眼睛。后来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这满纸风雪、哀而不伤的沉静,像这歌的词作者阿久悠说的,“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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