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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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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问他：“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自知无知，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您不考虑这种可能吗？” “我竖信我是正确的。”他的答案与他的对手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用赌脑袋的方式呢？” “我们林口的人说话都比较粗。”他说。 等周正龙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长的叶子，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会儿报纸上的照片：“看见照片上周正龙手里的匕首了吗？他是在威胁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我问镇坪的县长：“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依据的是您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您觉得这个态度科学吗？”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是真的。” 我说：“您当时相信覃局长的工作，所以没有问他要现场的核查。您认为肯定有，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是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他脸上有什么僵冻的东西化了一点：“那你说的……可能对这个有一点忽略。”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称职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但不管怎么问，覃局长的回答仍然是：“当然要科学，但我认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个词，他重复了三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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