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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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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离开了工作的医院，也离开了家，她的女儿没办法上学，因为媒体会找到学校去。院长是她信任的人，帮我们在办公室打电话给她，免提开着，听见她的尖叫：“再来记者我就跳楼了！” 院长慢慢按了电话，抬眼看我。我说那我们明天走吧。临走，我委托他：“您就转告她一声，我们既不是为了谴责她，也不是为了同情她才来的，只是想听她说说看是怎么回事。今晚正好有一期我的节目，请她看看，再选择要不要见一面吧。” 当晚播的节目是“以公众的名义”，主角是郝劲松和陈法庆。节目放完半小时，院长打来电话，说她同意见见你们，但只是见一面，不采访。 约在一百公里外一个陌生城市的宾馆里，开门时我几乎没认出她，比视频上瘦很多，长发剪得很短，眼睛敏感，嘴唇极薄，涂了一线口红。 我们说了很多，她只是有些拘谨地听着，说：“不，不采访。”老范委婉地再试，她说得很客气：“我见你们，只是不想让你们走的时候留下遗憾。” 手机响了，她接了，突然站起身，“啪”一下按开电视，拿起遥控器，一个频道一个频道迅速往下翻。 我们问：“怎么了？” 她不说话，眼睛盯着屏幕。一个电视节目刚播完预告片，要播虐猫的事。她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电视里自己的截图，面部没有作遮挡，主持人正指着她说：“没有人性。” 我们一起坐在床上，尴尬地把那期十分钟的节目看完，她一言不发，走进洗手间。我听到她隐隐在哭。 她出来的时候，已经洗净了脸，看不出表情，拿起包要走：“你们去吃饭吧，我不陪了。” 我们僵在那儿。 还是院长说：“一起去吃顿饭吧，算我的面子。” 雪粒子下起来了，越下越密，我们四个人，下午三点，找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馆子。 知道不可能再采访，气氛倒是放松下来。院长跟我们聊看过的节目，她一直侧着头，不跟我们目光接触，只是说到抑郁症那期，我提到心理医生说有的人为什么要拼命吃东西，因为要抑制自己表达不出来的欲望。她拧过脸看着我，很专心地听。 过了一会儿，她话多了一点：“你们之前发给我的短信我都收到了，没有删，经常返回去看一看。” 老范看着我傻乐。 院长给大家杯里倒了一点酒，举杯。这酒烈得，一点儿下去，老范就眼泪汪汪的，斜在我肩膀上。 王忽然说：“这是我一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我们三人都意外得接不上话。 她说事发之后，女儿被媒体围着，没法上学，她就一个人，一只包，离开单位，离开父母和孩子，四处走。不知去哪儿，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看见老范的短信里有句“一个人不应该一辈子背着不加解释的污点生活”，心里一动。 下午很长，很静。外头雪下得更紧了，漫天都是。 我们喝了挺多酒，那之前我从没喝过白酒，但她有东北女人张罗的习惯，过一小会儿就站起身给每个人添满。 她说这些年，心里真是痛苦的时候，没人说，房子边上都是邻居，她就把音响开得很大，在音乐掩盖下大声尖叫……我问过她的同事，知道她婚姻有多年的问题，但她从不向人说起。她的同事说：“她太可怜了，连个说的人都没有。” “我再喝，就回不去了。”我手臂通红，转着手里那个已经空了的玻璃杯。 “那就不回去了。”她说。 谁也没提那件事，但临走前，她突兀地说了一句：“其实我也很善良很有爱心，这件事只是欠考虑。” 我和老范没接话。 晚上我们没走。反正也不拍了，飞机明天才有，来都来了，就待一天吧。她叫上了自己的两个朋友，约我们一起去唱歌。 小城市里的KTV，就是一个皮革绽开的长沙发，一台电视，头顶一个会转的圆球灯。她不唱，手交握着，两膝并拢，静静听别人唱。过一会儿，扭头对我说，你唱一个吧。 我离开K坛很多年了，实在难为情。她坚持，我看了眼塑料袋里卷着边儿的点歌单，指了指第一行，陈淑桦的《问》，我高中时的歌。 谁让你心动， 谁让你心痛，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 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 他会懂，谁为你感动。 …… 我的妈呀，这个幽怨的调调，已经多年没操弄了，我对着雪花飘飘的电视机唱：“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 KTV包间里烟雾腾腾，男人们正大声聊着，我只好唱得声嘶力竭：“……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我唱完，把自己都肉麻着了，不好意思。她一直盯着字幕看，一直到最后一点儿音乐消失，转头看了我一眼，说：“挺好的。” 过了一会儿，谁点了一首的士髙舞曲。音乐响起，头顶小球一转，小包间都是五颜六色小斑点，在座的人有点尴尬地坐立不安。 她忽然站起身把外套脱了，我吃惊地看着，这人身上好像发生了小小的爆炸，从原来的身体里迸裂出来，她闭着眼睛，半弯着上身低着头狂热地甩，扑得满脸是头发，就是这一个姿势，跳了半个小时。别人也站起来陪着她跳，但她谁也不看，不理。 深夜，我们回了宾馆，送她到房间，也没开灯，借着街灯的光斜坐着。 她忽然说起踩猫当天的事，李是怎么找的她，怎么说的。她根本不在乎钱，一口就答应了。他们怎么找的地方，怎么开始的。说得又多，又乱，又碎，像喷出来的，我和老范都没有问的间隙。又说起二十二年的婚姻，她弄不明白的感情，她的仇恨……她强调说，是仇恨，还有对未来的绝望。 “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有归宿了。”她说，“男人不会爱我这样的女人。” 我和老范沉默地听着。她忽然说：“你们录音了吗？” 老范立刻把身边的东西都掀开：“怎么会呢？我们肯定尊重你怎么会这么……” 她打断：“不，我是说，如果录了音的话，你们就这样播吧。”我和老范对看一下，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说：“你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院长来敲我们的门，说：“她同意接受釆访。” 我们在摄像机面前坐下来，拍她的剪影。 她带着笑容，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们都打了招呼。 我们从她在网上写的公开信说起，信里她道歉：“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么可悲、可恨。” 我问她：“后来为什么要在网上写那封公开信呢？” “让他们能对我有一份理解。” “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 “内心深处有一些畸形吧。可以用‘畸形’这个词。” “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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