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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闲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

  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

  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他在说:“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

  围着的记者太多,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因为晃得很厉害。离得太近了,又是广角,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

  “新闻联播”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

  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

  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看他怎么说。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摇摇晃晃的脸。

  第四年,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有媒体采访我,“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

  我问她:“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能说给我听听吗?”

  她笑:“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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