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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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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了一会儿，问：“那你当时……” “挺自卑的，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她的丈夫说：“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她看到丈夫总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两三点钟，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她闭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过了几天，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认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他当时就愣了，就是一瞬间，眼泪哗哗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以为他自杀了，拔腿就往楼上跑，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她上楼后，“看到阁楼上灯全都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很难过，一下子扑在他身上。” 浓重的黑暗里，她用手一摸，他满脸是泪水。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她说：“我恨他，我也很可怜他。” 我说：“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他过得也很痛苦。” 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很多同性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这种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说，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性接触，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 “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 他说：“传播给他的家人。” 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就感染艾滋的。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我问他。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做爱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里滚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拍摄的时候，男同事们都很职业，对采访对象很客气，但与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说，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他们都笑而不答。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性骚扰，“那个感觉……”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一抬头，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我下楼吃饭，又是这个人，闪到花丛背后，是个短发女人。我也有不适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被窥伺之感。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两位男性手握手，谈了很久，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听不下去采访。后来，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 范：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一样的欲望。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性应该是有美感的。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完全脱离了爱，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 宏：同意你们的观点。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录制节目时，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这让我很意外。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他是同性恋，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认为他需要保护。 “不，我不需要。”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他太年轻了，“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 是，这并无羞耻。 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AMWHATI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审片领导是孙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银白长发披肩。 我给他添过无数麻烦，他一句怨言和批评都没有。他不见得赞成，但他容忍。我和老范做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三个学生遇到不公正对待导致落榜。这节目播出压力大，采访时需要乔装打扮，戴上帽子眼镜，藏好摄像机进学校拍摄。审片时，我、草姐姐、老范三个姑娘一起去。我刚从西北出差回来，专门捎了条孙总家乡的烟，坐在边上递烟倒水，生怕他皱眉头。他听到学生拉二胡的时候随口说一句“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范劈手按了暂停的钮，盯着他，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惊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来我们用意，莞尔一笑。 看完节目，他让停下带子，把烟点了，就问了一句话：“这个节目播了，能不能改变这三个孩子的命运？”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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