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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小地方没有电脑,没有书店,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乒乓球台子,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白纸,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和歪歪扭扭的简谱。

  政府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有学生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是青少年杂志,有一页折过角,是一个女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问这是不是她自杀的原因,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怎么可能?她们都看。”

  农村孩子上学晚,双城小学是六年制,苗苗已经十三岁,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喜欢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翁美玲。

  “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说,“我不相信我女儿能影响别人也去自杀,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药自杀的,当时另一个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们找到小蔡家,她母亲拦住门说:“不要拍,我女儿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带坏了。”

  我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

  “……”

  “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

  “十几天了。”

  “你担心吗?”

  “……”

  “让我试试吧。”

  她让出一条路来。

  小姑娘细眉细眼,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摄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问她,不吭声。我给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着小小的“忍”字,用蓝墨水染了。

  “忍什么呢?”

  她不说话。

  “能睡着吗?”

  孩子摇摇头。

  “想什么呢?”

  她不说。

  我们俩对着,沉默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就明白了,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课本上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小蔡脸上泪水纵横。

  她回身进了屋子,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

  一个天真的誓言。

  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传了出来,“说得很可怕”。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

  我问:“什么让她最痛苦?”

  “从聚会的那天起,很多同学骂她……”

  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写到苗苗时说:“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

  他不说具体的事,我只好问他:“以你对苗苗的了解,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

  他轻声说:“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闻到死”老鼠药。在周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被同学看到。“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每人服了两粒。老师在讲台上,没看到。

  我吓了一跳,问小蔡:“然后呢?”

  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那药是假的。”

  这件事后,苗苗说她还是想死,小蔡说那咱们一起。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〇〇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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