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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北京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图片)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咳,领导,这时候您来干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花,绷着身体忍受领导的亲热。

  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点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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