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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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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也没加班费。” “坐车也不能报销。”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开，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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