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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


  首先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杨阳对财务进行了梳理,好在上次动用一切力量到教育系统“办案”时他留了个心眼,下面记者千辛万苦弄来的近两百万最后都打到他的一个秘密账户上,还有预付给造纸厂的几十万购买新闻纸款也在给厂长行贿后秘密地退回到自己的账户上化为私有。这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区区二百多万到了国外也仅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而离自己期盼的文明社会的小康生活还很遥远。到哪里再弄一笔大钱?思前想后的,他把米老板作为自己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希望米老板能履行承诺尽快注入报纸的改版资金。可报社已经停刊,米老板能答应吗?看来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

  米老板收山的念头是看到海山一个包工头锒铛入狱后产生的,这位同行和他几乎是一起出道的,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练就了这位包工头的胆大妄为,搞起行贿受贿这一套简直是肆无忌惮。搞工程的人栽倒在工程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为了承接市园林局六百多万的办公大楼,按照建筑行业不成文的规矩,本应该按照百分之五到八的比例给局长送钱,可他为了拿下工程一下子送上八十万元现金。羊毛出在羊身上,送的多了自然要偷工减料,楼刚盖到半截子,二楼的圈梁扭曲了8厘米,质检站一查发现混凝土里短了十根8号钢筋,工程被强行勒令停工。此时,纪检部门收到群众举报园林局长的其它问题,汇总一查,收取贿赂八十万的事情很快就浮出水面,局长被检察院批捕等待法院判决,而包工头也被保外等待判决,建设局自然把他逐出了建筑市场。区区八十万便引发这么大的事端,而自己的事情要算起后账,那真是可怕啊,比如投资六千多万、25层高的联通公司大楼工程,仅送给总经理一人的现金就有一百二十万之多,另还有一张二百五十万的银行卡。虽说全国从上到下建筑行当里猖獗的行贿受贿活动已是公开的秘密,连《人民日报》也对此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报道,但米老板还是心有余悸,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反右、文化大革命,经过多年革命运动的锤炼,米老板懂得共产党的账任何时候都是放得起的,一旦秋后算账,那可是连本带利一起算的。已过古稀之年的自己再没有胆略面对这样的算账了,所以急流勇退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收山后,他生活依然朴素,只是在闲来无事中频频外出旅游,当然也到过两次北京,见过儿子一家,儿子依然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态度,对老子一副清高的模样,倒是媳妇还算比较热情,他心里自然明白,在十分的热情里至少有八九分是冲着自己的亿万资产,艺术家也需要钱,不然也不会有著名女演员和远华公司里无模无样只是有钱的赖老板演绎出的风流故事。钱是个好东西,没钱万万不能,但钱多了有时候也不好,树大招风,钱多遭殃,人世间有多少父子反目、兄弟杀戮都是钱给害的。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自己花了那才叫钱,否则便是公共财富。

  有了这种认识的米老板也想大把大把地花钱,可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只能叫他对钱无奈地长叹。大半年里,他到广州深圳、苏杭二州和港澳旅行后,感到外面的世界实在乏味,这些大城市共同的特点是人多、车多,整个大街都散发出令人恶心的人的体味。于是他龟缩在家里,思忖着如何安度晚年。他的心情很是郁闷,特别是近来心脏老是莫名其妙地乱扑腾,到医院检查未见啥异常,医生让他戴上了用来专门检测心脏变化的仪器,心脏依然是瞬间里发颤,但仪器的显示却很正常,他不由得想到几十年前老伴去世后的一个月里,他的心脏就是这样颤抖过。他老是预感会发生什么大的意外。

  那天从大清早开始米老板便不时地心跳加速,他知道上医院也无济于事,就平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却是空洞洞的,傍晚时分,电话突然刺耳地响起,他看到是北京的电话,陌生的号码令他颇感意外。电话接起,亲家在问清他的身份后,便是一声清脆的哭声,那哭声是高亢而尖细的,里面饱含着活跃的音乐细胞。紧接着,电话里传出一个噩耗,儿子一家三口在出国旅游中因飞机失事全家罹难,此时学校派人陪老院长正在首都机场候机,到印尼处理后事。米老板闻讯后是一个趔趄,一屁股倒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想起了什么,连忙从桌子上翻阅起这几天新来的整齐地码放着的报纸,在昨天来的那几份报纸的头版上无一例外地都刊登着这条消息:新华社9月5日雅加达电:2005年9月5日上午,印度尼西亚曼德拉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16名乘客及机组成员的波音客机在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市坠毁,机上100人和地面至少47人遇难,酿成5年来印尼最严重的空难事件。在遇难的人中,有三名来自中国北京的游客,他们是到印尼自助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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