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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零


  外面媒体的公开揭露使得杨阳的报社内部秩序大乱。长期受到压制的《牵手百姓报》八名以部主任为主的编辑记者集体签名递交辞职信并把信通过电子邮件发给《透视新闻周刊》。信中说:从本报创刊后到今天,报社抛弃新闻道义和新闻纪律,采取卑劣手段抓收入,将报纸带入了一个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人心涣散的危险边缘。当报社在和其它报纸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失利后,工作的重点全部放在了创收上,使创收成为衡量员工德能的惟一标准。全体工作人员一心搞创收,反而忽略了本职工作,编辑、记者都成了广告员。为了搞广告写工作报道;为了搞广告写表扬稿;为了搞广告,批评监督稿件成为“敲诈勒索”的工具,这样做,哪有媒体的道义和责任,更何谈报纸质量?记者们在信里指出报社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领导层指导思想偏移,全社均以创收为出发点,报纸质量也为创收让路;二是人员配置和机构设置有误,以部室为单位进行创收考核,小集体利益损害报社的整体利益;三是报社领导的决策和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报社的全体编辑记者曾寄希望于改革,但目前的报社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着实令大家感到困惑和迷茫。

  集体辞职事件使得《牵手百姓报》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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