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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


  编后:长期以来,项目带动战略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但项目如何得来,是完全靠程序逐渐申报,等待漫长的批准呢,还是以组织的名义采取“特殊方式”,上省城、进京城积极争取?或是采取像刘宏伟这样的方式跑?项目到手后,是否要明着暗着报销费用,拿提成?希望读者踊跃参与讨论。

  “扶贫托儿跑项目”一刊登出来,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报社自然来稿多达五千份以上。报纸不失时机地专门开辟了专栏,每天都有选择地刊登来稿。

  有人认为,扶贫资金拨付无法可依,“扶贫资金是锅粥,会哭才能吃到粥”。刘宏伟几年所跑来的近百万元扶贫款,多数是通过个人关系争取到的。“资金就在那里放着,要的人多得很,你不去跑,坐在家里是等不来的。”项目批给你也行,不批给你也行。你哭穷,还有人比你哭得更凶呢!从中刘慢慢摸出了门道,所谓的“机动性”也就是“随意性”。本来并不宽裕的“粥”,由于“会哭”的程度不同,“扶贫托儿”的能量有别,其分配就出现了不公不平的境况。

   有人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这些资金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效益低下。他们举例说,上面按照设计下拨的建校专款到真正建设时,实际规模比原设计大大缩减,楼房变成平房,教室变小,阅览室、实验室不见踪影,建筑面积严重缩水且质量不容乐观;乡村公路本来是五米宽,修好后只有不到四米,而到验收的时候,领着验收人员到个别较宽的地段丈量一下便可以了。

   有人在来稿中分析,这些积弊的形成关键在于扶贫开发尚缺乏钢性的法制约束,甚至是无章法可循。尽管有关方面称,为保证其安全运行,实行“开展参与式扶贫”、“推行公示公告制”、“实行报账制”、“挂职干部督导”四条监控措施,应该由中立机构对受扶对象进行科学评估,通过阳光操作的方式,防止随意性;对层层截留者,无论何级何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扶贫奖金的使用效益应由国家审计部门依法审计,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对扶贫资金的下拨、使用、效益全过程实施法律监控,确保国家扶贫大政惠民益民,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随意吞噬的“大锅粥”。而在“扶贫托儿”那旮旯,这一切却“形同虚设”。

  也有人说,政府应该重奖刘宏伟,就像黑客发现了网络的漏洞那样,他发现了国家资金使用中的弊端,这个发现一旦得到弥补,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为报社领导的周望对这个话题所产生的社会反响颇为高兴,他也以“任文新”的笔名意即新闻人,写了一篇经济述评文章,直接质询“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前不久,一个农村里的“能人”寻到市里某项目管理单位讨说法,说自己辛辛苦苦跑市里到省城,请客送礼破费了许多,为村里跑来五万元的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款,村里却没按先说好的40%提成给他,所以他要找上面“告状”。项目竟是在这样的刺激和奖励下跑来的,笔者感到茫然。

  众所周知,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今天,项目带动战略已普遍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和举措,可是项目是从哪里来的呢?深谙此道的官员们甚至连老百姓都认为是跑出来的,因为“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于是,跑项目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和领导同志的工作重点和不遗余力的事情,他们不惜动用大量人力和捉襟见肘的财力进行大跑、特跑,有人还从中掌握了门道,跑出了经验,跑出了政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官员因为项目上的多而得到了提拔)。从局部看,这样轰轰烈烈跑来的项目的确给地方带来了不少的好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方经济得到了繁荣等。但从全局看,这样“跑项目”的背后究竟跑出了什么?据笔者了解,热热闹闹的跑项目背后至少跑出四个很值得警惕的问题:

  一是跑出了一些管理部门的“老爷”作风。任何项目的上马最主要的是应该和当地实际相结合,但由于跑到门口的人过多,助长了这些管理部门高高在上、纸上谈兵的“老爷”作风,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只认跑到门口、求到跟前的,而不管科学论证和基层的具体需要,随意安排项目,显然是滥用了人民给予的权力,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与胡锦涛同志“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相悖。

  二是跑出了不公平和不正当竞争。笔者以为,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在国家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排中更多的是计划的成分,所以不应该通过竞争特别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获得。项目的安排应是管理部门从国家发展的“一盘棋”出发,因地制宜地依照地域的不同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来进行考虑,这和盖一座大楼进行投标有本质的区别。但有一些人认为,国家既然安排了这些项目,那安排在哪里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跑项目就成为一场比速度、比力度的竞赛。孰不知,仅仅依靠人际关系、通过“公关”手段而得到的项目很难不脱离科学的安排原则和具体实际,更难确保它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最大地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是可能跑出了腐败。众所周知,所谓跑项目其实就是拿着钱财和当地的“土特产”(有时候这样的特产甚至包括当地出土的文物)对项目管理者进行“公关”。显然,这样的过程多数就是权钱交易,滋生腐败堕落。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项目,本应该依据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可一旦这些公共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受到“跑”的影响,就会有失公衡,出现急需上的项目因“跑”的力度不大而上不了,本不具备条件上的项目却因为跑的力度大而大功告成。不客气地说,这样安排的项目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四是跑出了豆腐渣工程。任何一个项目的科学核算中绝对不会预算“跑”项目的成本,可一旦这些项目到了具体实施中,又有多少不剔除这样的成本呢?剔除“成本”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被审计、被披露出来的专项资金遭到侵占、挪用的问题。大量的建设资金被人为地用做“公关”,其工程质量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最可怕的还不是“豆腐渣”工程,而是鼓励跑出了这样的项目并为此拨出“公关”经费的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大家知道,公共财政和资源的合理使用程度标志了这个社会的健康和文明程度,它的使用是非常严肃、慎重的,必须科学、合理,用尽量小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效益,同时,这样的项目要受到方方面面地严格监督。显然,在时下千军万马跑项目的大潮中,笔者以为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项目决策机制已是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显得非常紧迫。

  《海山日报》围绕“跑项目”之事引发的冲击波在省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省报也放下架子参与了进来,不仅将海山日报的文章做了重点转载,而且破天荒地发了四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提出项目带动战略必须要尊重科学、反对任何形式的变相腐败等等。省报评论一出,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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