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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第六章 记者站

  有人说过,这年头的记者比毛驴还要多。当然,不光是记者多,现在哪个地区和部门行业里不是人满为患啊!地改市前的海山地委、行政公署和纪检委、人大、政协两个工作组,拢共加起也就几百人。前几年地改市后,三套班子变成了五套,工作人员翻了三番还多。人多,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总不能因为人多就把中国人给美国、加拿大移民一半吧!真要移民那么多,估计美国也没多少精力管海湾和全球的事情了,一下子增加几倍的人口,又要吃饭、又要住房,还有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足够他们操心了,哪还有闲功夫管别人的事情。

   海山市出产的海山驴,以易繁殖、好饲养、吃苦耐劳和精通人性见长,历史上在西北地区非常有名。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上山送粪,收获庄稼,搬运东西都使用上三轮、四轮和农用车等这些铁制家伙,毛驴劳作的历史使命自然完成。毛驴车逐渐淘汰后,人们自然不会叫毛驴们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于是便嘴馋地磨牙霍霍,瞄上了海山驴的肉质。卸下缰绳的毛驴们没享几天清福,便被成群结队地赶到屠宰场,可怜兮兮地成为人们的“刀下菜”。海山市还应用而生地建起了一个专门生产驴肉的特种风味食品厂,打出“天上的恐龙肉,地下的海山驴”的广告词,在报纸、电视和广播里漫天飞,一时间从省里到全国都知道了海山驴是优良品牌。驴肉如此好,驴肾这种大补的玩意更不错,在当今各种“肾”事大肆横行的年头里,优秀人士们岂有视肾而不馋、不想进补的道理?于是,人们对驴肾更是趋之若鹜,多少眼球盯在驴肾上后,价值规律自然便发挥其重要作用,一时间里一条最普通的驴肾也爆炒到500元以上,属于青壮年的那种个大、体重的驴的大“家伙”,常常是无货可供,即便有货也只供给官场或商界的重要人物。有故事说,海山市畜牧局为了上马一个胚胎移植项目,拿了几十条驴肾送到省厅里活动,鉴于肾与肾之间大小、长短、效果的差别,临装车打包前均按照质量和重量的不同,依据正厅、副厅、正处、副处的职位严格排序,然后把领导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包装袋上。驴肾送到省厅后,办事人员看到如此贵重的东西也不敢马虎处理,便把东西统一搬运到会议室里。等到会议一结束,工作人员把驴肾一字排开,照着包装袋上的名字叫喊着发放:这条是张厅长的驴肾,那条是马厅长的驴肾……一时间,整个厅里弥漫着臊气浓烈的驴肾味道。

  海山驴肾知名度越高,价格越贵,当地各级政府的支出便越多,方方面面凡是张口来讨要驴肾者,来头都不小,地方上一个也得罪不起。长期这样下去,本来财力捉襟见肘的海山各级政府和机关单位,只得东挪西凑筹措资金,有时候甚至把职工工资挪用去买些驴肾送给四面八方的关系。不能按时领到工资的职工们当然对海山驴恨之入骨了,希望该死的毛驴尽快灭绝。其实,人类一旦动了屠刀,再凶猛厉害的野兽也会变成“四喜丸子”的,何况温柔善良的毛驴呢?屠戮中,毛驴呈几何级数的减少,甚至有人戏谑,应该建议政府出台毛驴保护办法,否则过不了几年,海山毛驴兴许会像蒙古野驴那样成为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海山毛驴减少的同时,全国的记者队伍却像春天里割过的韭菜地,借着刀口的“杀劲”见天里地在“疯长”。报纸的新品种很快便多了起来,都市报、生活报、美容报、电视报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原有的那些老报纸也不甘寂寞,隔三差五地扩版或改换门庭,不遗余力地变换着品种和花样,调和各种人士的口味。各级电视台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地市级办,接着县区一级比赛着办,到后来条件好点的乡镇也东挪西凑地融资大办电视台。至于条件实在太差办不起台的乡镇,也不甘示弱地在乡镇放大站上自办起节目。频频出现在屏幕上的乡镇书记们很快上镜成瘾,像是战场上的指挥员,每天不在自己的阵地上发号施令,便憋得难受,特别是酒足饭饱之后更是需要在自己的阵地上找点情趣,面对自己的子民们说点疯话、醉话,耍出领导的威势来,因为这样的气势是花钱都难买到的高级享受呀!

  迅猛发展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形势,催生记者队伍变得庞大而复杂,再加上鱼龙混杂的假记者、媒体招聘来专门拉广告的人员,说记者比毛驴多一点儿也不过分。迎合出现的良好势头,“记者节”的设立大概是最好的解释了。国家设立节日是好事,在大力强调行业形象、树立自我意识的今天,又有哪个行业系统不希望有自己的节日呢?有了节日至少能多出一个休息日来,并能在节日期间冠冕堂皇地享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慰问。节日对本单位而言,平时想给大家搞点福利待遇,因为没啥正当的由头,深恐被有关部门今天检查明天审计,如果一旦有了自己的节日,各种不合理开支都可以放在节日里变通处理,谁叫我们国家是礼仪之邦,是一个注重人情和喜欢过节的民族呢。但是,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节日实在太难了,好多年来直接面对群体的也就是一个教师节,而涉及面最广泛的另一个半边天——几亿男人们强烈呼吁的“男人节”,则是千呼万唤不出台,引无数男子竞折腰。可是,记者节却在人们不知晓中突然冒出来,大概是对这支发展迅速、地位高贵的无冕之王的最高礼遇了。

  记者既然比毛驴都多,要见记者便也毫不费力。放前些年,别说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省报这些大牌记者了,一般的老百姓即使想要见到一位海山当地的记者仿佛也是在登天,要见记者要比见市里的领导们都难上几倍。而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报纸电视里到处公布新闻热线电话,记者到处大把大把地撒着名片。街头上,专门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开着各种交通工具满天里飞。只要哪里发生点意外事,比如热水器短路烧着了,即使统共只烧了一把椅子两个沙发用一盆水便可浇灭火的,人家连消防队都没给打电话,记者却像电影里来无影、去无踪的“李向阳”,一时半刻便会冒出十个八个的上门采访。

  对于问题性报道,记者的采访角度五花八门,但目的大都一致。海山郊区有座水库发生了意外事故,原因是那年夏天有几个高中生扭开水库仓库的门锁,偷偷地将用于捕鱼的小木船放进水里玩耍,不慎翻船致四人溺水而亡。悲悲戚戚的死者家属本想闹事,但看着自己孩子扭坏的库房门锁,只得悄悄地拉走尸体并很快做了处理。可事过三天后,有家媒体知道了此事,便找到水库采访,先是以安全问题要挟,然后拐弯抹角地叫水库管理处出上一万元赞助费息事宁人。水库方面想,死者是私自盗窃木船进水才发生的意外,这和单位没一点儿干系,便理直气壮地拒绝了赞助的要求。这下可捅了大乱子,该媒体马上真的把此事捅了出去,导致以后的日子里各地媒体的记者接二连三走马灯地前来采访。县水利局领导在把水库管理处主任骂个狗血喷头的同时,为了封口县局准备了5万元现金,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对事件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水利局长针对有记者提出“不管船是怎样放进水面的,船总归是水库所有,人也死在水库里,所以责任应该由水库来负”的问题,干脆回答说,假如杀人犯进家里把主人杀死了,就因为用的是主人家的刀子,主人就应该对自己的死负责任吗?局长的话尽管强硬,但对于这些“无冕之王”又不得不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新闻通气会后,下面的办事人员站在楼道里对退场的记者逐个通知,请大家到办公室里领取“补助”。本来预计领补助人应该是那些鱼龙混杂的记者,对于一大半真记者而言,他们不会败坏无冕之王的名誉,掉价到为几百元补助而丧失人格的份上。谁知,大批的人一下楼均直接涌进了办公室,没等领钱的表格制好,便蜂拥而至伸长了手。工作人员发钱时,以证件为发放凭证,凡拿出记者证的,不管上面盖没盖有新闻出版署的大印,甚至也不管真假证件,一律按照中央媒体500元、省级300元、市级100元的标准统一发放“补助”。即使是这种一手验证领钱,一手在发放卡上签名画押的苛刻办法,还是引发了记者的火爆,长队甚至排到水库管理处的院子外面,有人甚至重复领取,一位年轻记者连续三次排队领钱,厚颜无耻的举动叫主人不得不采取行动将他强行驱出队伍。后来,补助发放者找出红笔,在每个记者证上划一横道做上标志,方才制止了重复领补助的人员。水库管理处发放补助的消息马上传进了市区,许多本来坐在办公室里的记者接到电话,很快便骑摩托车或坐出租车纷纷赶来。看着这样的场景,发钱的人们连连感叹:连这些文化人都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了,这个社会还何谈什么道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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