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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徐树军、任之良他们再次赶到地震灾区,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安置。受灾严重的村,家家户户搭建了帐篷和暖窝(在地上挖个坑,用木料和麦草盖住上边,人住在里面,比帐篷里还暖和,故被当地人叫做暖窝),加上送来了烧煤和粮食,度过这个冬天,看来问题不大。

  他们在乡上了解了一些面上的情况,就走村串户,核实一些情况,为安排下一步的救灾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们来到马莲沟村,进村不久,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位老婆婆带着一个小姑娘,与一伙解放军战士面对面地跪着,都在向对方请求着什么。任之良愣了一下,急忙走过去,就要扶起那老人。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一双泪眼看着他,哽哽咽咽地对他说:“这不是任家的良子嘛,你来得正好,你劝劝他们吧,收下我这老婆子这点心意吧!”她说着把一篮子鸡蛋交到任之良手上。

  任之良接过篮子,放到地上,就往起拉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起来,任之良说:“老婶子,有话起来说,这样可不好。让他们的首长知道了,可是要挨批评的呀。”

  老人听了这话,就擦眼抹泪地站起来。战士们见老人站起来,也就一个个站了起来,他们把老人扶到帐篷门前,坐在一根木头上,反复说着一句话:“老人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我们不能收,这是纪律。”

  任之良对老人说:“老婶子,这样多为难他们呀,你看,让战士们跪在这样冰冷的地上,你也不怕他们跪出毛病来呀。”

  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说:“任家良子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条老命是他们给捡回来的,眼下他们要走,我老婆子也没个啥,就煮了这几个鸡蛋,又不值钱的,表表我老婆子的心。他们硬是不肯要,这叫我咋过意得去啊!”

  原来,这老人身边没有儿女,和一个小孙女相依为命。地震那天,她家的两间土坯房被震塌了,她和小孙女被埋在废墟中。连夜赶来的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中挖出老人和小孙女,送到附近的医院,由战士们轮流去医院侍候她老人家和小孙女。所幸她祖孙俩都只受了点外伤,不几日就出院了。老人回到村里,战士们为她搭建了帐篷,送来了大米、面粉、罐头、衣被、药品和几百块钱,又帮老人挑水、劈柴、生火、做饭、洗衣裳,使老人度过了地震之后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在战士们完成任务就要撤离的前一天,老人从东家西家凑呀凑的,凑了几十个鸡蛋,带着小孙女到战士们的驻地送行。不料,战士们死活不肯收下她的鸡蛋,情急之下,老人一把拉着小孙女,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战士们的面前。任战士们怎么劝,怎么拉,她就是不起来,说不收她的鸡蛋,她就这样跪着把战士们送出村子。战士们无奈,面对老人,也齐刷刷地跪下来,就这样,被任之良他们给碰上了。

  任之良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老人说,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能随便收群众的东西的,劝她还是不要为难战士们了。老人仍然不肯罢休。任之良说:“战士们就要走了,鸡蛋你先放着,我走的时候替你带到市里,再通过组织交给战士们,你看这样可以吗?”

  老人想一想,同意了。战士们也松了一口气,他们给老人敬了个礼,排好队,向村头走去。老人流着泪,望着战士们,直到他们渐渐远去的影子在她的视野里消失。

  战士们走了,任之良把老人送到帐篷里,问了问老人有没有过冬的煤,粮食够不够吃,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老人一一做了回答。任之良在老人的帐篷内外看了看,对老人说了些安慰的话,向另一家走去。

  看了几户人家,情况都差不多。任之良很想去看看母亲,便向徐树军请了一会儿假,徐树军说:“还是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她老人家吧。灾情发生后,你一直忙着救灾的事,也很少来照管她,孤儿寡母的,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

  他们一行到了任之良母亲的帐篷里,母亲明显地消瘦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她见了儿子,满脸堆起笑容,慌忙让着客人坐。任之良对来人一一做了介绍,母亲笑呵呵地问着好,又忙着倒茶、拿馍馍。他们坐定后,徐树军便向她问长问短,和她寒暄上了。母亲说,村上挺照顾她的,第一批帐篷刚到,就给她搭了一顶,村上、社里的干部几乎每天都往她家里跑,现在吃穿都一应俱全,什么也不用愁。

  她见徐树军他们挺随和的,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了。当她讲到一个从外地人来灾区帮忙的事,引起了徐树军他们的注意,都静下来,听她讲这个外乡人的故事。

  她说这个人是自己带着干粮来到马莲沟的,起初大家还以为是马莲沟谁家的亲戚呢,后来才发现,这里并没有他的亲戚、朋友。他从大老远的来,就是为受了灾祸的人做点事的。他来以后,给母亲劈柴、挑水,送孙子上学,还从废墟中挖木头、家具。

  “你们进门的时候也看到了,”母亲说,“帐篷外面放的那些个木头,就是这人一根一根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手都出血了,看着都让人心疼。”她又指着帐篷里的家具,“你们看,这些个东西,也是他挖出来的,挖出来都破得收拾不到一起了,是他一片一片地搬过来,给修好的。”她叹口气,“这人呀,不仅心眼儿好,还是位细心人呢。”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徐树军也感叹道。

  “可不是吗。”母亲又说开了,“那些日子里,总有一些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做这做那,还有一些手艺人,给我们修个桌子板凳,补个锅锅碗碗,垒个墙码个砖的,还来过一些乡村大夫,自己带着药呀什么的,白白给我们看病吃药。这些个人,这么帮我们干活,到谁家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不吃我们的,说我们正缺粮食呢。你们说,这都是些多好的人呀!”

  “我们也听说一些,”徐树军问,“你有没有问过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留下姓名的?”

  “这倒没有,”母亲有点遗憾地说,“会听口音的人说,这些人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有的还老远老远哩。也没有听谁说留下名字的,人家都不肯说。像我前面说的,帮着我干了活的那个,我咋问,他都不说,他只说他是一个‘好心人’,还说,如果有一天,他有难了,别人也会去帮他的。”

  任之良听到这儿,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他想,人类的这种行为,被我们套上了崇高的光环,称作一种高尚的行为。是的,从道德层面讲,这确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高尚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人都会说,是教育的结果,是后天学习形成的。但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会把这样的观念打个粉碎。母亲说到的那些好心人,是周边地区的农民,他们也许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人教导他们怎样去为别人服务,他们的这种高尚行为的动机来自内心深处,这是一种刻在骨头里的东西,相反,有的一生都在接受“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的人,他的一生都在损害人民的利益。这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母亲还在和徐树军说着话,任之良望着她,心里一阵难过。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惦记着母亲,他知道,母亲在这段时间的生活会有人照顾,事实上也是这样,震灾发生后,母亲的生活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他同样知道,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母亲是多么需要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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