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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个案三

  区女士,46岁。

  原某商店出纳,单位被人承包后离职。

  “来白云山上唱歌,或许能让我多活几年。”46岁的区文静女士(化名)如是说。她承认白云山上的歌唱最终改变了她的生活——至少是在精神和身体层面。如果你不能马上就给生活一个希望,最起码不要给它一个失望。

  清晨7点多钟,区文静坐在略显清寂的“舞台”上,眼神有些茫然地打量着四周。因为草木葳蕤地势显高,白云山上的早晨先已有了三分秋意。

  区女士把随身带着的一块塑料布摊开,铺在冰凉的水泥条凳上,“这样子,寒气就上不来了。报纸就不行,报纸透气。”区文静身体单薄留着娃娃头,她身体不好。区文静来白云山唱歌已快两年,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生活,歌友们对她的印象也仅限于“那是一个瘦弱的女人,不爱说话。”来了就唱,唱完了就走,是大多数歌友的最优选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问她干嘛?来唱歌本来就是为了开心,问起来就不开心了。”歌会的发起人之一许汉波事后这样解释。

  区文静承认,她的生活过得并不理想,甚至颇有几分艰辛。她的家在火车站那一片,19 7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下乡了,自己留在城里,因为身体不好,没能分到大厂,而被安插在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用品商店当出纳,1987年生完孩子后,因为产后虚弱,多请了几个月假,到年底回去上班时,才发现一切都已改变,不但单位已经承包给私人经营,她的工作档案连同她的十几年时光,就这样永远地给蒸发掉了。事后,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根本就没有给工人买过养老保险。

  区的丈夫也是干服务行业的,在一家旅馆工程部当工人,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生意做,老板已经放风,要减工资,“很快的,不用很久了。”

  在此期间,为了帮补家用,区曾经帮一个个体户卖过几个月服装,“个体户没有休息的”,结果累得大病一场,从那以后,丈夫和女儿就给区定下了一个最最底限的生活目标:少生病尽量不生病。区告诉记者,她的心脏不好,情绪不能过于激动,闷在家里不是办法,就上山来唱歌喽。问到家里的具体情况,她突然激动起来,彩电冰箱都是结婚时(1986年)买的,除了一台VCD机,这个家已经整整15年没添过“大件”了,而它的面积只有18平方米!“我和女儿,每晚都住阁楼的”,说到这里,这位心灵原本脆弱的女人再没忍住,一滴清泪悄悄滑下脸颊。

  歌友们陆续进场,清寂的舞台上,响起了它清晨的喧闹。交谈、拍打凳子上的灰尘、小提琴的琴弓划过琴弦……随着指挥的一声吆喝,歌声轰然而起,《松花江上》、《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工农兵联合起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消灭敌人,我们勇敢我们战斗……”区文静坐在第二排,前后坐立者,有100余人。她唱得非常投入,仿佛完全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摇摆。”“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京剧《红灯记》里的一段唱,100多人都把“家”唱成了“假”……歌声嘎然而止,全场响起了哄笑声,记者发现,区文静笑起来,其实很好看,身体俯仰一脸灿烂,像个孩子,像附近山坡上正在盛开的一朵黄花。

  记者顺着台阶悄悄走下“舞台”,手心攥着的那张百元钞票已被汗水浸湿。区文静拒绝了记者为她“买几张门票”的心意(但愿这没有伤害到她的自尊),两年的歌唱生活,已使她学会了平复内心,习惯了“别人买贵的,我买便宜的(生活消费品)。不正常也要正常”,但实际上,她买的门票并不容易,由于没有老人证或者退休证,她每个月都要比别人多付出14元,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李可凡读完这篇文章,不能不说没有被感动。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与这位女工相比,自己的生活是否太不真实了?不真实皆因自己把自己丢失了。于是,生存得晃晃悠悠,无所适从。

  白教授一直在观察李可凡,一边喝酒一边啜着田螺,等待着李可凡的反应。

  李可凡无力地放下报纸,说:“是写得很好,我真的很羡慕她们,羡慕这位叫区文静的女工。”

  白教授似懂非懂,他大约多少读出了李可凡的心思,但是,这是真的吗?李可凡已经到了如此悲观的地步了吗?

  “如果你不能马上就给生活一个希望,最起码不要给它一个失望。说得真好!可是,有谁能真正做得到呢?白教授,你做得到吗?”李可凡并不看白教授,她把眼光投向远处白云山雨中的山峦,山里一定有许多经霜染红的黄栌,但山中却没有半点红色,一点儿红色都看不见,黄栌红叶全让浓厚的雨雾给遮住了。生活也是这样,不要给它一个失望,做得到吗?她在心中反复地问自己。

  “她也很可能很羡慕你呢!她只要有你哪怕是十分之一的很保险很实在的待遇,她也许就很满足,也许就不会天天跑上好几公里,来这里唱歌了。”白教授显然很理解很体恤这些唱歌的歌友们。

  “我也知道这与钱与别的无关,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李可凡说。她心中的郁结始终未能开解。她知道眼下谁也无法说服自己。

  白夫人在一旁看他们又是读报,又是讨论如此深刻的问题,觉得有些扫兴,她一边给白先生剔田螺,白教授喜欢吃田螺,却总是啜不出来,剔也不会剔,弄得满手满桌子脏乱。酒杯上沾满各种酱料。白夫人觉得很不雅观,便勒令他别自己摆弄田螺,由她负责剔好,把螺肉放在他口中就好了。白先生自然不乐意,说吃别人尝过的馍有什么意思,“知道是谁说的吗?”白教授认真地问。

  “谁说的都不重要。”白夫人笑说。

  “毛主席说的也不重要?哈哈!”白教授很得意。白夫人无话可说,于是专心致志地剔田螺。白教授很受用。

  李可凡看着他们俩口子,心中更充满忧伤。

  那天,她一个人在白云山的林中空地坐到很晚。直到月亮升起来,她还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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