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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杨小翼想起上回在刘家吃饭已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她刚和伍思岷结婚。时间过得真快啊!想起上次宴席,刘世军也在,如今刘世军却孤独地在礁岛上受苦。想到这儿,杨小翼就说:

  “刘伯伯,刘世军太苦了……”

  刘伯伯好像知道她想说什么,打断了她,说:“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谁也帮不了他。”

  杨小翼就不好再说了。

  第二天,米艳艳一早就去外地演戏了。戏剧又恢复了原先的活力,他们剧团的演出很受欢迎,几乎场场爆满。米艳艳因此非常满足。

  杨小翼闲来无事,就一个人来到海边。那天,她独自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遥望着远方。杨小翼想起自己和刘世军的情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好像那些都是她的前尘往事。有一刻,这种空虚感令她沮丧,她内心里还是不愿意失去这段情感的。到了傍晚,太阳被海水吞没后,杨小翼从岩石上站起来,留恋地回望了一下大海,在她心里,这算是看过他了。

  杨小翼和李叔叔见了一面。李叔叔告诉她,妈妈死后,他很孤独。他去西班牙和家人团聚的事有了眉目,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应该不久就可以成行。

  杨小翼明显感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有一天,夏津博组织了一个画展,杨小翼接到了邀请函,画展有个古怪的名字叫《 新神 》。夏津博在电话里神秘地告诉杨小翼,这个画展他会有惊人之举,杨小翼一笑了之。

  那天,杨小翼是带天安一起去看的。到了美术馆,她吓了一跳,竟然人山人海。

  北原、舒畅和卢秀真等人也来了。这天,杨小翼一直没有见到夏津博,不过,她在展览的出口处看到了夏津博的一个装置艺术,是一枚巨大的五分钱硬币,面向观众的是天安门城楼那一面。作品的名字叫《我们的方式 》。杨小翼不知其意。

  就在杨小翼和北原闲聊的时候,美术馆安静的大厅里发出一声巨响。她看到人群向那边挤去,有人在说,是枪声,有人开枪了。

  天安正在向她奔来,他说,枪是夏津博叔叔开的,他亲眼看见的。杨小翼拉着天安朝枪击现场挤过去,好不容易才站在夏津博的装置前,装置前的玻璃被击碎了,那枚巨大硬币的中间已被子弹击裂。她终于明白夏津博所谓的惊人之举是什么意思了。

  几天以后,杨小翼听说夏津博从派出所放了出来,夏中杰伯伯随即送他出了国。五年后,杨小翼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他子承父业在欧洲做了外交官。

  这一枪把杨小翼的心思打动了。她感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年代来临了,她应该做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了。

  基于自己的身世,她最感兴趣也最关注的领域是研究革命者的遗孤及其私生子问题。她想走访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所及的各个地区,搜集相关资料,实地采访战争孤儿及私生子的生存状况。杨小翼一直没成行是因为天安的存在,她走了,天安没人照顾。

  杨小翼去学校找应老师,谈了自己想出去采访的事。应老师马上领会了她的来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杨小翼还是犹豫。应老师说,你放心吧,要是天安有事儿,我会随时和你联系。

  杨小翼终于得以成行。在这次采访中,杨小翼接触了成百上千个革命者的遗孤及私生子,数量多得令人吃惊。在孤儿及私生子的分类分析中,她发现革命者遗孤的处境比私生子要好得多。她开始思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她发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下,革命者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就是“私利”。

  杨小翼一边思考,一边进行着调查。很多时候,杨小翼跋涉在这山水间,内心有一种沉甸甸的丰收的感觉。她感到此次调查不但对自己是件有意义的事,而且对整个社会也会有启示意义。

  杨小翼在贵州遵义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时,给应老师打了个电话,她得确认天安一切都好。那时候通信非常不方便,她打了好几次才得以接通。应老师焦急地说:

  “你在哪里?我已联系你好几天了?”

  杨小翼心头一沉,意识到天安一定出事了。她问:

  “怎么啦?天安没事吧?”

  “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吧。”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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