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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慈恩学堂比,这里简直像天堂。在干部子弟学校,每天中午都可以喝一杯热热的牛奶,还可以吃上一个白白的馒头。

  当然,这里的孩子可没有慈恩学堂里的那么规矩,那么听话。他们对恶作剧的热爱胜过读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杨小翼发现自己穿在脚上的一只皮鞋不见了。一定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爬到桌下,把她的鞋子脱了去。她非常奇怪,为什么她会感觉不到丢了皮鞋呢?大概是老师讲关于革命及其理想讲得太生动了吧,虽然她不怎么懂,但这些语言里有一束光芒,能把她的眼睛刺痛,然后让她小小的心脏跳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刘伯伯的官最大,老师叫刘世晨当班长。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相互比较谁的父母官儿大。有一个孩子问杨小翼父母的情况。她有点儿心虚,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刘书记向我妈妈敬军礼。刘世晨得知后,带着一帮孩子围住了她,冷笑着说:“你竟敢说我爸向你妈敬礼?你妈算个什么东西?”杨小翼低着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

  “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杨小翼听了这话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到的词汇,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们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

  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还说,这人的儿子是国民党军官,现已逃往台湾。这样的指控令杨小翼心惊肉跳。

  当她回过神儿来时,枪决已正式开始。一排军人已站在那些罪犯的身后,端起了枪。

  那天,刘世军一直在同她谈清算问题。刘世军说,新社会就是要把旧社会的坏蛋一个个抓出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她想起外公,他也是个医生,并且还开了一家医院,他算好人还是坏人?

  那天,刘世军带着杨小翼在西门口的郊外闲逛。杨小翼看忐忑不安地问刘世军,开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成分?刘世军想也没想,便铿锵有力地回答:

  “是资本家。”

  杨小翼大吃一惊。她不能将外公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着急地问:

  “你在同我开玩笑吗?”

  “千真万确。”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突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外公肯定不是革命者,她唯一能希望的是妈妈是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似乎无权向一个革命者追究出身。

  刘世军曾告诉她很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她觉得妈妈的形象完全可以演义成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但她心里清楚妈妈不是革命者,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医生。她进入干部子弟学校完全是因为刘伯伯的帮助。

  那天,杨小翼回家的时候,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她哭了。这哭让她顿觉轻松,刚才的压力一下子消失了。

  杨小翼哭完后,爬到了吉普车上。刘伯伯的驾驶员是一个和善的胖子,姓伍,不说话时十分严肃,但一说话整张脸就笑得打皱。他是刘伯伯的专职驾驶员。伍师傅见杨小翼上车,问她想不想去附近兜一圈。她点点头。伍师傅发动汽车,缓缓向小巷口开去。在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血统纯正。

  那天晚上,杨小翼噩梦连连。她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被枪毙的男人的脸。

  有一天晚上,好久没来的范嬷嬷突然来到杨小翼家。

  从她们的聊天中,杨小翼了解到范嬷嬷是慈恩学堂的恩主。范嬷嬷的先生和外公是旧识。后来她的先生得肺结核死了。范嬷嬷相信先生一定去了天国,她必须去天国和先生见面。她卖掉了银行的股份,回到永城老家。永城有几百所教堂,范嬷嬷把钱捐给了教会。遵照范嬷嬷的心愿,教会创办了慈恩医院和慈恩学堂。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范嬷嬷和妈妈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她的学堂解放后已捐给了新政府,但当年在慈恩学堂就读的一个男孩最近揭发了范嬷嬷,说范嬷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那男孩是范嬷嬷从街头捡回来的流浪儿,男孩来到慈恩学堂后经常偷食圣器室里的圣餐。“要是没有我,他会在街头饿死。”范嬷嬷说,“不过,我宽恕他,他将来会后悔的。”后来范嬷嬷说她想申请去香港,但新政府一直压着她的申请。范嬷嬷来的目的,是想让妈妈在刘伯伯那儿通融一下,好让她顺利成行。

  夜里,杨小翼起来小便了路过妈妈的房间时,她在门缝偷看到妈妈手里拿着一些信件在读。妈妈的手在颤抖,一会儿,她点着了火柴,颤抖地凑近左手的信件。当火柴快要点着信件时,她犹豫了。火柴烧尽了,烧痛了她的手。后来,妈妈把信折叠好,郑重其事地放进了那藤匣子里,并把匣子锁好。

  她裹紧被子,假装睡着。一串串的疑问令杨小翼感到不安。

  第二天,杨小翼差点迟到。刘世军着急地在校门口等她,见到她就问,眼皮怎么肿了?你哭过了?……他的关心让她很感动,她摇摇头。刘世军说,你一定有事。她想了想,就把昨晚所见告诉了刘世军。

  刘世军说:“你妈妈去北京这件事,我觉得挺奇怪的。她去干什么呢?”

  杨小翼吓了一跳。她完全忘了妈妈去北京的事。

  “你妈妈为什么不留在北京?怎么又回来了呢?”

  这话杨小翼不爱听。她呛道:“我妈妈不是民主人士,所以她回来了。她去北京可不是为了做官。”

  刘世军见她不高兴,赶忙赔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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