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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说完这番话之后,他便像条钻进淤泥的泥鳅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她既没有来得及问宾二去了哪儿,也没有打听她的堂哥到底在珠江做什么。和她的妈妈一样,朵儿对这位是她堂兄的亲戚深信不疑。只要有一份工作,叫她干什么并没多大关系,要知道,在索马,她可是干过最苦最累的活儿的。要是在这包吃包住,洗一个头(包括按摩)还能得到二块人民币的工资,那么找个地方落脚也是不错的。倒是宾二哥哥说的警察的话引起她的不安。她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她身份的证件,而离她真正具备领身份证的资格,也就是她十八岁生日还有好几个月呢。好在华发发屋的老板--那个跛着一只脚,叫李洞宾的男人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拍着胸脯向朵儿保证她安全时的那股热情劲儿,令朵儿相信,留在一个都是女孩子的地方工作,无疑对她这种初来乍到的人,是一种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现在刚进来的这几个男人,把自已舒舒泰泰地放在椅子上,刚吃饱中午饭,此刻酒精涌到脸上,一个个喝得满脸通红。阿青"咔嚓"一下,把震耳欲聋的摇滚舞曲改成了歌曲"何日君再来"。阿芬俩表姐还有阿静在门外面坐着。五个姑娘--加上刚来的朵儿,熟练地拿起浆洗得发硬的白毛巾,往客人的脖子上一围,一字溜儿笔挺挺地站在客人的身后。接着,响起了一片问客人洗什么发水的声音。用不着多久,全国就摒弃了那种让人硬摁着脑袋半个小时在水槽里的传统洗头方式,开始用从南方沿海流行起来的这种能够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还可以打盹儿的干洗方式了。

  这活儿不难学,只是将适量的洗头水倒在客人的头上,加上少量的水,然后用十只手指头在客人的头上均匀地抓就行了。刚开始,朵儿够手忙脚乱的,动作笨拙。水不是倒得太多,顺着发梢一直流进客人的脖子里,就是泡沫像雪花一样从客人头上掉下来,落到人家的衣领子或者眼睫毛上,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她好多了。然而作为一个生手,她还是太拘谨,太腼腆了些。

  "姑娘们,给老板洗好一点,我们的朋友给小费总是很痛快的!"

  阿青号召姑娘们的口气就像在指挥一个小分队的将军。站在这支洗头队伍的第一个。她的客人脸色红润,右手的无名指上气派地戴着一颗硕大的绿宝石戒指,一个鼓囊囊的公文包放在前面自已的肚皮上,就像里面装满了人民币似的。她的客人是五个男人当中最阔气的。当然喽,最肥的羊总得留给自己。男人们发红的眼睛里带着欣赏和渴望,俨然她就是那个戴着王冠站在情欲顶端的王后,他们便跟她开起鲍鱼的玩笑来。

  "喂,阿青,这小姑娘是刚来的新货吗?我以前没有见过她。"朵儿的客人突然说道,是个精瘦的南方男人。一直没有出声的朵儿这时却突然尖叫了起来:

  "我不是什么新货,不是!"

  她的话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她的眼睛很迷人!真的,像两颗放在阳光底下的玻璃珠子。不过,天啊,她为什么非要戴着那么一个难看的发夹,还穿那样的衣服!"另一个男人说道。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去,去看华发发屋这个新近才来的姑娘。朵儿仍然穿着刚到珠江时的那套衣服:的确凉的碎花短袖衬衫,(这儿的春天也是这么热!)还是小方领的,民警蓝颜色的裤子,脚底下一双解放牌白胶鞋。就是这套衣服也只有平时节日或者出门时,清莲才舍得让她拿出来穿。

  谁都看出来了:她有些紧张,因为朵儿在竭力掩饰这种被人注视的窘迫时又闯祸了:在她替客人捋去头上多余的泡沫时把一大团泡沫弄到了客人的身上,这次是眼睫毛。不等那个家伙大叫起来,她就已经满脸通红,手忙脚乱地忙着弥补自已的过失了。

  "洪仔,要不要换一个小姐?"阿青说。

  "噢,先生,别这样,阿青,我能洗好!一会儿就好。"朵儿更手忙脚乱了。洗一个头可以挣到二块五毛钱的工资啊。

  每个客人头上白色的洗发泡沫堆得老高,单个的泡沫飞到空气中,又落到地上和灰尘裹在一起。五个姑娘分别站在客人的身后,像五根打进泥里的木桩,这工作单调得令人发困。从客人前面的巨副长方形大镜子里看去,发屋里简陋得除了几张供客人坐的单人沙发外,就是这面宽大得出奇的镜子了--镜子宽一米左右,长五米,固定在漆成天蓝色梳妆台的上方,将华发发屋一分为二。墙和玻璃门面上贴着张学友和刘德华画像。一张木制老式沙发,黄色的油漆斑斑驳驳,像一只衰老的老斑点狗,歪歪扭扭地趴在靠角落的地方,挨着墙边的地上摆着一只肮脏的红色垃圾桶,是用来装从客人头上捊下来的泡沫用的,边缘和附近的地面溅得到处都是。

  春天总是容易使人陶醉,洗发水的香精味,姑娘们浓得刺鼻的脂粉味道,从胸腔内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微熏的三月,带着附近海洋粘腻腻的潮湿,从门缝里钻进来,混合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洋洋的气息,室内温度恰好,即不冷也不热,在酒酣饭饱之后,邓丽君甜得发腻的歌声叫人的神经昏昏欲睡,心旌摇荡。而这是个让人心旌摇荡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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