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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


  曾忆城的展览放在我展场后面,是一座传统民居的厨房和餐厅,餐厅中间还摆着古色古香的八仙桌和坐椅。在厨房灶台上和窗台边,他把主人的小花盆错落有致地布置起来,并用彩纸给每张作品做相框,在沿墙齐眉高处连续地排列成一排,几十张作品从餐厅一直排到伙房,他的题目叫《我们没有牵手旅行》。他以新潮鲜活的手法,用照片讲述了一个忧郁的爱情故事。

  亚牛的作品是他10年来在深圳街头抓拍的系列作品,他把这些作品都调上一层黯淡的棕色的主观色。

  王宁德的作品拍的是一个流浪马戏团的故事,他把照片挂在镖局二楼左边房间里的梳妆台、书桌、几案和墙上,显得错落有致。他是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

  在二楼正厅和右边偏房的墙壁、窗户、炕上以及花床上,布置了潘育川很前卫且有芭比娃娃的人体摄影作品。他也是广州美院毕业的,他的作品都是用彩色喷涂的,尺寸很大。

  区婉芳的作品是用人体摄影在电脑上拼出的图案,她的作品摆在镖局前院的正厅。

  颜长江的作品叫《纸人》,是用冥纸人摆在山林里拍成的故事。他的展厅在平遥商会院子的厢房里。

  陈海平的作品拍的是《广东民间戏曲》,摆在商会二楼的正厅。

  曾翰由于工作忙,来得晚。在摄影节即将开幕的前夜,可供他选择的场地只有后院练武的墙壁和伙房前一面带房檐的砖墙。由于练武场的墙壁已经有许多中国传统武术的壁画,他不想影响壁画的效果,于是他把作品钉在了伙房对面的砖墙上,花了很多心思把自己的作品编排得起承转合,挺有章法。他的作品用当时很前卫的新纪实手法,表现他在广州生活的意识流。

  我们的这些作品,既反映了中国摄影半个多世纪的传承性,又展现了中国当代摄影的多元化。

  大家在布展的过程中,都充分地利用了古建筑的布局和光线以及各种墙面的质感,使作品和古色古香的环境融为一体。在摄影节开幕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天上下着小雨,大家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反复切磋展出效果。每个人布置好自己的展场之后,都去帮别人穿绳子、钉钉子、挂照片、校正水平,一直忙到半夜三点,才上炕睡觉。在我布置自己展场正愁找不到人帮手时,有一位山西本地的影友,叫李维均,他主动卷起袖子来帮我。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他及时出现,帮我忙前忙后,让我更加感到老天处处有眼。

  “新摄影”与“旧摄影”

  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开幕式。长江等几个人已经在几个主要的展区粗粗地看了一遍。而我又到我们展览场地巡视一番,打扫卫生死角,收集多余的展板。

  随着大批观众和旅行团队的到来,我仔细观察各种观众对我们作品的反响。中午,大家相约来到天元奎饭店用餐。天元奎是明清街有名的餐厅,许多参展的老外摄影家也在此用餐。由于餐厅老板在餐厅装上了电脑和互联网线,一些记者也常来这里传送稿件。天元奎饭店临街的牌匾上挂着天元奎三个大字,餐厅的后面是一个四合院,院里的房子都租给游客居住。生意好的时候,院子里也摆上几围餐台。饭店的老板叫程树贤,老板娘叫姜彩虹,他们供应的饭菜都是地道的平遥特色菜,我们经常来这里用餐,大家轮着做东。只有我没有轮上做东,真不好意思。

  在天元奎我们认识了一个美丽的瑞士籍台湾女孩,叫颜庆昭,她的作品就挂在天元奎餐厅的墙上。通过交谈,我们才知道,她与摄影大师马克·吕布相识多年,经常为大陆摄影师和马克·吕布的沟通做翻译。

  饭后,我正在平遥各处参观影展,曾忆城告诉我,在棉织厂里的酒吧要举行一个研讨会,请我也去参加。棉织厂的门口竖着“新摄影”三字的主题招牌。那酒吧设在一座厂房里,在一个大乒乓球台旁边已围坐着许多中外摄影家和记者。这个会是由《新摄影》策展人高波和《摄影之友》杂志社主编那日松召集并主持的。高波是旅居法国的摄影师,这次是应平遥摄影节之邀策划了由数十个前卫摄影师参加,以“新摄影”命名的群展,他和一个叫吴文光的纪录片摄影师坐在中央。开场白大概是说要把摄影分成新摄影和旧摄影,他要求所有的拿国家单位工资的,从事传统摄影的摄影师坐在他们的对面去;从事自由职业和新摄影的则坐到他们的身边。

  大家犹犹豫豫地坐好以后,我见这架势不禁暗自好笑,这还真有点像“文化革命”时期“站队、划线”的辩论会。

  高波在开场白中,要求每个人做自我介绍,介绍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和收入情况以及如何从事摄影艺术的经历。先由“新摄影”那边轮流发言,很快就轮到我的朋友邵逸农发言,他是原圆明园画家村出来的,我们是在山东一品摄影节认识的,他的夫人叫于东殊,我们1994年就认识。

  邵逸农低着头发言,说着说着就开始骂人了:说那些给国家单位做事的摄影师就是拍官方的马屁,就像狗舔主人的鞋一样。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深圳的河南籍摄影师秦军校拍着桌子反驳,并就对方某些作品给予道德的批判。杨延康等摄影师也起立发言,大家都火冒三丈,会场秩序大乱。

  这时,对方有人提出:“不跟你们说,你们有策展人吗?”那时,“策展人”还是个新的洋名词儿。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应该也算是策展人,我是代表fotoe图片库策展《南方十一人》影展的策展人。

  于是我左手按住秦军校坐下,并主动站起来,我像“文革”中开会时一样小心翼翼地举右手说:“我是策展人。”我的发言是这样的:“我叫彭振戈,笔名叫安哥,今年55岁。原在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做摄影记者20多年,去年提前退休。退休工资1000多元,再加现任fotoe图片库的顾问,工资也是1000块,每月收入2000元,比你们大部分人都穷。我20年前参与了我们广州的《人人影展》,当时每人出10元在越秀公园租场子搞展览。我们中的伍时雄的作品在那时候就有抽象的和人体的了。我们80年代就讨论过关于摄影艺术的‘再现’还是‘表现’问题;‘真’和‘假’的问题;形式与内容的问题。邵逸农你们以慕辰的笔名拍的《家族合影》,所用的形式还是我先搞的。想当年,1994年,我在北京放幻灯以后,于东殊对我说:‘安哥,我喜欢你的《大合影》’(笑声)。至于在单位工作拿工资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也接过广告商的活儿,你们也未必不为广告商服务。我说你们北方人就会扯大旗,我们南方人在干活。你们的展览是政府给钱派工来制作和布展的,而我们全部都是自费,光打扫卫生,我们就都灰头土脸地干了3天,就连电灯电线都是我们自己出钱找人买来装上的。你们的展览我们的人已经看了两三遍了,而我们的展览你们来看过吗?……”

  有人插话说:“那你是哪儿的人呀?”我说:“我是杂交优势。”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有一个板着脸坐在高波旁边的,据说叫吴文光的中年人说:“我们是在做游戏,中国人不懂得幽默。”我说:“张口骂人‘是狗’,能叫幽默吗?”

  最后高波说:“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其实无论写实还是虚拟,也无论新摄影还是传统摄影,其实是相通的。大家做的都是摄影艺术……”他说的这话还中听。

  散会后,很多北方摄影师也找我交换名片。而与会的很多外国艺术家和记者由于语言不通,我以为他们并没有听懂。但后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我回到华北镖局的时候,老板娘告诉我,有一个外国中年人说很喜欢我的作品,并且买了我的书,还要求约定时间和我面谈,并请我签名。我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以后,他自我介绍:他叫尚陆,是法国的华裔,中文名叫陆世言。他告诉我,在讨论会上那些外国记者听了他的翻译,纷纷要求对我们“南方十一人”进行采访,并约我们第二天上午在展场见面。没想到这次并不开心的研讨会反而使我们“南方十一人”影展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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