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70)

七十

　　通宵在大街小巷贴海报

　　1988年，有一次我和《新舞台》报的主编孙冕、沈宏菲在侯德健家聊天。侯德健突然提议大家一起帮我办一个摄影展览，于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侯德健到香港帮我买了一些依尔福的大相纸，汗流浃背地扛上我在六楼的家；孙冕联系了在中山图书馆当副馆长的李昭淳，安排在1988年7月19日至30日，在中山图书馆展览厅展出。他还拉了赞助，帮我印场刊，沈宏菲帮我写了影展的前言，我又请了“黑马”帮我设计场刊。

　　时间紧迫，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白天采访发稿，晚上就猫在单位的暗房里放像，放到最后我的腰病又犯了，腰都直不起来了。在去现代舞班采访的时候，舞蹈学校的马游老师把我带到凌金生老师家，凌老师是舞蹈学院教翻筋斗的老师，他武艺高强，有推拿治病的绝招。经他一番推拿揉搓，我从他家的床上爬起来，立刻就可以把腿踢得老高了，腰病顿时就遁形了。我的影展题目经和沈宏菲一起斟酌，叫《中国：开放百态》。我展出的作品有96张，我还选了侯德健和沈宏菲每人两张很精彩的照片，凑成100张照片。

　　沈宏菲还帮我设计了一个A3纸大的海报，在他们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复印了上百张。影展开幕前的一个夜晚，小萍在家里熬了一桶糨糊，我趁着夜深人静，骑着单车，走遍广州的大街小巷贴海报，贴了一个通宵。那时候广州通宵都有许多热闹的地方，到处都有大排档，时时都有骑着单车到大排档吃夜宵的上夜班的人，尤其是珠江边的许多码头旁，到后半夜更是热闹，大船小船从四面八方运来了海鲜、水果和蔬菜，开着摩托车进货的小贩络绎不绝。

　　影展开幕那天，来了很多人，邹伟康帮我用数米长一卷公元过期相纸做签名簿，纸头上放大了我的一张作品。

　　侯德健的老父亲侯国邦刚巧从台湾来到广州，也参加了我的影展开幕式，他和侯德健第二天就要乘飞机回老家探亲。侯国邦是台湾老兵，那时有大批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这是个热门话题。于是影展开幕后的第二天，我和孙冕就打起行装与侯氏父子一起飞去重庆，然后乘上去长江三峡的轮船，一路去采访了。

　　侯国邦的老家是在四川省巫山县的月池乡，隔山就可以望到神农架。经过大约三四十年，国民党共产党的战争，国内的政治运动，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亲人相见，一言难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侯老先生对乡亲们说：“过去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今后大家要相互帮助，同舟共济……”侯德健还感慨地说：“外国人传染爱滋病；我们中国人怎么总是传染‘恨滋病’。”

　　那年6月份，我妈在北京去世了，我带着老婆孩子去奔丧。在复兴医院的冰柜前，看到我妈的遗体，我欲哭无泪。我妈那时才65岁，她在54岁的时候就因脑血栓失语，半身瘫痪，卧床11年。11年来她牙齿渐渐脱落，肌肉慢慢萎缩，面部也逐渐扭曲。我爸每天下班以后，都坐在我妈的床边给她念报纸和文件。我爸、我两个弟弟和保姆一起，每天为她擦身洗脸喂饭，帮她大小便。复兴医院的医生都说，像这样卧床的病人没有长褥疮是非常难得的。这些年来，我很少有时间到北京来一趟，心存歉疚。我的影展终于展出了，但我妈没有看到，让我深感遗憾。侨办机关为她在八宝山举办很隆重的追悼会，我在西双版纳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来了。

　　丧事办完以后的一天，我和小萍、莱影一起去了天安门，天安门城楼已经向老百姓开放了。我们兴冲冲地登上天安门拍照，保安气冲冲地呵斥，不许我们往上拍城楼，只许向下拍广场，但即使不向城楼那边拍，他们仍狠狠地盯着我们。我觉得这些人伺候惯了领导，对老百姓非常看不过眼。

　　那时登上天安门，门票是十元，可进故宫的门票才是五毛钱。在城楼上的游客大多是说广东话的旅游者。大家登上城门楼，面向天安门广场的壮丽景象，第一个反应是举起右手做毛主席指挥红卫兵状。离城门楼关闭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候，那些保安就恶狠狠地清场了，要我们赶快走，不许停留。

　　那时候的北京挺冷清的，行人不多，到了晚上八九点钟，街上已经是空空荡荡的了，晚一点儿回家就很难搭到公共汽车了。

　　“希望权力过剩的人，收敛一点……”

　　1988年的10月，现代摄影沙龙已改名为当代摄影协会，协会组织了我和另外三个记者朋友的作品办了个影展，叫《在改革的年代》。我把《中国：开放百态》影展整体搬进了北京的展场，展场设在天安门广场东面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央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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