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67)

六十七

　　沈宏菲特别喜欢我的照片，尤其是那些在当时还发表不了的照片。他把这些照片编一编，加上一个前言，就拿到当时广州最开放的杂志《南风窗》去发表。《南风窗》给我们在中页的对开两版开了一个专栏，专栏曾持续了很长时间，影响也挺大。有一次，沈宏菲抱着一本厚厚的《收获》杂志，得意洋洋地翻给我看其中的一篇评论文章。原来那时候朦胧诗派刚刚平反，在那篇评论文章里，历数了当年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沈宏菲的名字赫然排在舒婷之前。沈宏菲告诉我：当年他才十七八岁，因为写朦胧诗受到政治压力。为了躲避政治风浪，考到暨南大学来读书，从此告别了诗界。后来他还以自己在珠海的一段生活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我是他小说的第一个读者。这小说后来在北京发表，听说北京文学界的大腕李陀说，想不到广东还有这么一位才子。一年多以后，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就把沈宏菲从我们单位撬走了。有一次我去他们单位，他趁其他工作人员不在，把我领到他们发稿的传真机前，指着墙上一张传真给我看。那是香港文汇报总编室发来的指示，说以后所有人在发稿前都要经过沈宏菲审稿。后来他又被调去福建省创办香港文汇报驻福建的办事处。1990年他又被挖角到香港《中国时报》周刊做编辑记者。二十多年来，我们都是私交甚密的同行朋友。如今他已是全国著名的专栏作家了。

　　谢建绪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是汕头人，他的脑袋特别大，聪明而且实干。他负责跑政文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和当时的省委省政府以及外办等政府负责宣传报道的官员沟通很顺畅。我记得有几次省委秘书长陈开枝还专门叫他到省委去采访省委书记林若，发表一些省政府很重要的开放改革的措施。因为重要，所以他是直接在省委办公室打电话向方远生社长汇报稿件，然后方远生社长指挥他怎样深入采访，定稿后，立即向香港发稿。他的稿件几次登在香港大报的头版头条。那时候我们的稿件上香港报刊头版的次数越来越多。

　　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中间，也常常有领导人会犯错误。前海南行政区主任雷宇，在1985年海南发生的特大走私汽车的案件中犯了错误，震惊了全国。但是中央在审查中没有发现他有贪污行为，最后他被降职下放广州郊区增城县，当了一年多县委书记。1988年1月，上级重新启用他，调任广州市的副市长。听说这个消息后，我跟着谢建绪到了增城县找到了雷宇，他的住处很简朴，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以后，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临走前他还要去理发，理发店的小老板是他的好朋友，服务周到。我拍了一张雷宇理发的照片，谢建绪起了个名字叫“从头做起”。后来，稿子在《南风窗》杂志发表以后，在广州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事隔二十多年，还常有新闻界或广东政界的老干部老记者提起这张照片和“从头做起”的题目。

　　由于谢建绪锋芒毕露，终于触礁了，他在一篇稿子里，“犯了错误”。后来他跳槽到一个大投资公司工作，很快又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分了很大的房子。到90年代，他和太太一起移民香港。我那时在香港工作，把他介绍到香港中旅集团的研究部，很快就得到集团老总的赏识。再后来，他又被调到澳门的一个大的中资机构当了老总。

　　80年代的中后期，可能是广东分社最好的时期。思想特别活跃，而且人才济济。在这种氛围下，我的照片也拍疯了。尤其是方远生社长曾激励我们说：“好的记者，走到哪里，那里就有新闻可写。”我从早到晚都背着相机，无论在上班的路上还是采访的间隙，我的神经都保持兴奋，不断地观察广州街头的地形地物，光线变化，人物表情。有一次，在路上见到一个个体户背着一个有一人多高的大锅盖，骑着单车赶路。我立刻抄起相机骑车追着他，边骑边拍。街道两旁的路人看到我们的样子，发出阵阵笑声。还有一次，我正在单位吃午饭，听到楼下鞭炮声响起，我立刻放下饭碗，冲上街头拐进小巷，在小巷里拍到一对新人的婚礼。那时候广州刚刚兴起用花车接新娘，但是花车开不进小巷，于是这对新人就被前呼后拥地走出巷子去搭花车，巷子太窄，行人都要给他们让路。我在巷口拍到一张自认为很棒的照片，题目叫做“小巷婚礼”。美国大片《超人》刚上映以后不久，很快就被禁了。据说经过政府内部争论以后，《超人》又重新上映了。我立刻跑到中山五路，站在海珠路口，把镜头对着我早已观察好的儿童电影院的海报，把路中央的警察和来往的骑车的人流都拍进了画面。后来给这张照片起名叫“超人到广州”。

　　有一天，我在流花路见到一个小伙子叼着一支烟坐在栏杆上，他的女朋友正在给他点烟。我拍下了这个街头小景，起名叫“广州大丈夫”。后来这张照片被《人民摄影报》的编辑司苏实拿去发表了，他还为此开辟了读者讨论的专栏。有读者说那个小伙子不文明；有的说那小伙子为我们男子汉争气了……当时在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在那段时间，我的拍摄技巧和观察能力越来越纯熟。每天骑着单车上下班和在采访的路上，我总能发现一些有趣味的场景和故事。我觉得，我不仅能拍摄到那许多人间喜剧，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导演这人间喜剧的“上帝之手”。我还觉得，这一切都和我在西双版纳业余宣传队时，在那些露天舞台上积累的舞台经验有关，当然也和我的人生经历和思考有关。过去，我是导演在调度演员；如今，我仍是导演，但我的工作只是调度“机位”，带着我的观众去欣赏社会现实中的人生百态。我的观众首先就是身边的这些同行才子们，还有那些在我的幻灯会上的老少爷们儿。是他们欣赏的目光和会心的笑声，让我心跳，让我来劲儿，使我走在摄影的路上心态越来越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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