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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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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装是现役连长老杨从部队搞来的。我演杨子荣穿的虎皮坎肩是用帆布拿油漆画的。那八大金刚的行头,就全凭各人自由发挥了。 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我才23岁,那可真是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年华。我就凭着在地坛跟马老师学的武术功底,走台步、反身大跳、扫堂腿,再加上我最拿手的旋风脚,所有动作都不成问题。那年头还没有录音机,我就凭着看了两遍电影,拿着剧本就把全部唱腔都学会了。咱虽然唱的京剧味儿不浓,但是咱底气足,连舞带唱都不带喘的。那时候,咱还不懂踩鼓点,但架不住我们的乐队很棒,他们能跟着我在舞台上的自由发挥来打板鼓。当时,我为了学后空翻,还把鼻梁摔破了。我把我舅舅给我的德国单反相机拿出来,在排练场选好了角度,请别人帮我拍了一张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剧照。可惜当时没有靴子,我后来在照相馆手工上色的照片上用刀片刮出了一双白色的靴子。 前后也就一个月左右,我们便排出了全本的《智取威虎山》,演出效果还挺轰动的。我们在全团巡回演出了一二十场,看过我们演出的不下万人。在团部或营部演出一般会有电,就可以用电灯和麦克风,但在边远的连队或村寨就要靠点汽灯照明,更没有扩音器。每到一地,要先用洛阳铲在土台的后面打两个洞,栽上两根杆子撑起后幕布;前面还要栽上两根杆子挂边幕和扩音喇叭。这些活儿主要是潘驼背儿和昆明知青赵森负责;安扩音器和电工活儿,就由李突隆负责,当然,大家也都要帮忙。每逢演出结束以后,当地都会给我们准备丰盛的夜宵,菜用脸盆装着,有肉、有油、有炒花生,大家围蹲在旁边吃。要知道,那时候,生产队的饭堂里已经很难见到油腥了。有一次,我正演到献图的时候,往怀里一摸,那“联络图”忘了带了,我急中生智,向乐队所在的台边跨了一步,抬起双手从华天礽的乐谱上抖出一张乐谱,再回身跨两大步,把它献给了座山雕。那时候,我走在田间,放牛的傣族小孩骑在牛背上,隔着老远就向我喊:“老——杨——!”那可真有点明星的感觉。 六营的宣传队也排演了京剧《红灯记》,我的同学仲永和演李玉和。我还忘了说了,他从小就在北京的天主教堂唱诗班唱歌,后来还当上了北京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曾经给电影《农奴》配过主题歌,他唱的京剧更像是歌剧。一营宣传队排演的是京剧《沙家浜》,他们的唱腔可比我们地道,唱沙奶奶的,唱胡传魁的、唱刁德一的和唱阿庆嫂的都是北京知青,他们以前可能都唱过京剧。唱郭建光的是京剧学校毕业的四川知青,虽然个子矮了点儿,但功架很好,武打方面更是他的特长,空翻翻得特别好。即使这样,我们的《智取威虎山》也可以跟他们一拼:我们的乐队够洋气,我们的反面角色戏份多而且放得开,在那以“红光亮,高大全”为主旋律的年头,我们当然更吃香,何况还有我这够帅的主角儿呢。那时省军区歌舞团的编导还来观摩,其实是暗地里在物色演员。结果他们挑上了演座山雕的曾塞外,却没有挑上我这杨子荣。不过曾塞外家本来就是部队的,他父母不让他去。最后好像只有一营的阿庆嫂和郭建光被挑走了。 这一帮三十来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时真是挺热闹的。我们住在生产队高处的一排土坯房里,据说这房子以前是养牲口的地方。房子一分为二,大的住男生,小的住女生。房子前边是一片挺平的场地,白天在那里排节目,晚上就在那里乘凉聊天。房子的后边有一个鱼塘,傍晚我们常跳下去游泳。早晨,乐队的人到鱼塘边练琴。华天礽练琴很刻苦,他个子大、功架开,那单调的练习曲听多了很刺耳;二胡的声音在鱼塘边显得特悠扬。范大成练琴的时候,我们都爱围在旁边听,有时候还多手多脚地按他的调音键,他肚子里的曲子好像拉不完似的;余志强他们练黑管和圆号的声音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他们拉的曲目大部分都是当时被批判禁演的,在我们队里却大受欢迎。 上海知青陶大炳是螳螂拳的高手,安弟在北京学过拳击,我们常在一起聊拳经。有一次,陶大炳还带来一伙外营的知青,是练摔跤的,他们为首的要跟杜志强切磋。大家就围成一圈看他们摔跤。双方势均力敌,摔了几个回合,对方眼看要处下风了,他就开始使阴招了。于是我们就叫停,因为再不停就要打架了,好在当时我们人多。40年以后,我听说那个来挑战的上海知青后来还真的当上了国家级的柔道教练。 曾塞外的幽默,总能给大家带来笑声。有一次,他趁着热闹,站起身,口中念念有词:“当——里咯当——,当——里咯当……”这是要说山东快书呀!于是,大家都围拢来听他说:“说的是——山东好汉——武二郎。当——里咯当……他提着裤子上茅房。当——里咯——当……不好!——屎拉在裤裆上。当——里咯当,他爹一看着了急,当——里咯当,一巴掌煳在大腚上。”他的手却拍在了身边人的脸上,接着他吐着舌头,甩着手说:“呀——拉稀啦!”大家哄堂大笑,那被打的人也站起来,笑着追打曾塞外…… 有一次,大家躺在床上聊各地的美食,聊得馋虫泛起。于是大伙儿决定明天星期天凑钱去爱尼人山寨买狗来杀。曾塞外吹嘘自己会砍价,大家就让他去砍,让潘驼背儿给他带路。第二天一早,我们大家去大勐龙赶街,买菜买作料,有薄荷、香茅草,还买了一堆草排。然后就在勐龙河滩上摆开了摊子。有人借来了一口大锅,河滩上到处有冲下来的树枝和树根当柴火。这时候,曾塞外和潘驼背儿拉着一只黑狗来了。塞外说只用16块钱便把狗买了来,大家都夸他有办法。但潘驼背儿悄悄告诉“瞎子”,其实是用了20块。他自己咬牙贴了4块钱。 这年头大家都爱养宠物狗了,那杀狗的细节咱就按下不表了,免得爱狗人士抗议。单说用草排烧狗毛,把皮烧得焦黄,用刀一刮,毛就褪得干干净净了。把它切块放锅里煮,再加上我们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和当地的各种香料,用慢火来煳。那一顿狗肉,可香了,我终生难忘。 我有一把花梨木柄的锄头 样板戏演完了,从各连借来的人都回去了,我们宣传队又上山干活了。在张瞎子的带领下,我们宣传队不论是上山干活,还是下场打篮球,或是登台演节目从来不会落于人后。我们有一帮嗷嗷叫的棒小伙儿,还有一帮漂亮、能干的大姑娘。 这时,我干活已经是一把好手了。记得那时我有一把锄头,锄把是从山上砍下来的花栗木,带有栗木的花纹;刚砍回来时,是粉红色的,风干后变成棕色,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变成红黑色,就像紫檀木一样油光锃亮。锄头的刃口因常年挖地已经磨得很快了,就像个艺术品一样。我很享受用这把锄头挖地的感觉,光脚踩在翻过的红土里,一锄下去,把土翻到自己的脚前,像切蛋糕似的。有时候,翻出土的大蜈蚣趴在我的脚背上也不用慌,我的脚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了,它是不会叮我的。 劳动时,余志刚看起来最文弱。他很少说话,整天在哼曲子、写曲子,好像很神经质的样子。他喜欢在夜里“偷听”境外电台的音乐节目,尤其是交响乐,一听到好的交响乐就告诉大家去听。其实,所谓“偷听”也是不得已,不仅因为中央和云南省台不播这些“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而且我们地处边疆,有重重大山阻隔也很难收到内地的电台。他对音乐的热爱很是痴迷。每次排新节目,他都会认真写配器的总谱,乐队里也就那么几个人,他还要吭哧吭哧地写个总谱,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阮、笛子、小号和黑管,七八个人一人一个谱,弄成和声。余志刚很少洗澡,还老戴个破帽子,这个破帽子最后还是在回北京探亲路过武汉长江大桥游玩时,被他弟弟余志强一把抓过来扔到长江里了。余志刚虽然长得白白嫩嫩的,上山干活却挺刻苦,没过多久他就能完成定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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