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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第一个在西双版纳丧生的同学

  凌瑜是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劳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读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印象里,白天他总是打着赤膊挥着锄头,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肌肉丰满的背影不时在山间显现。晚上,他总是在蚊帐里就着马灯的光看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影子。在那场政治运动中,他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坚韧地劳动、工作。

  1969年中,他报名去了一个偏远的新建生产队。听说每天他总是最后一个下山,还要扛一棵干树送到伙房当木柴;饭凉了就用开水泡一泡吃。平时,他总是默默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从分场场部走10多里路到他所在的连队办事。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病得很重了。当时,他的同班同学王惠民正在他们生产队当卫生员,给他吃了药,似乎稳定了一些,我们和队里的老工人们都说要抬他去医院,但他坚决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经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还有一个老工人一起用担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场卫生院,医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机把他送去小街的总场医院。

  两天以后,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们55个北京知青几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场场部,围在凌瑜的遗体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个大的黑色棺材里。女同学们围坐在周围,手里不停地扎着白花。我已记不清,那一夜我们是怎么过的,只记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开完追悼会,男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队的小山上,上山时,有同学把我换下来,我回头一看,送葬的队伍约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时地在抹眼泪。

  掩埋了凌瑜,举行完仪式以后,已是中午时分。人们散去的时候,军代表宋天明叫我们北京知青留下。他讲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过去的事谁也不要再提了,谁提谁负责……”

  时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过去的事写出来,已没有什么责任好负了。

  “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

  1969年下半年,陆续从北京、上海和昆明来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对来说像他们的方言语调一样,比较憨厚淳朴。北京来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的比较多,还有小学“老六年级”(即1966年他们所上的年级)的。这些小孩特能侃,一来就跟我们吹:说他们的父母下“五七干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他们这些小孩便没人管了,经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或者是一身“军绿”,骑着带转铃的自行车,结帮打架,动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讪女孩子。就像后来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表现的那种生活。上海知青个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净,对生活很讲究。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往往可以各自用塑料布隔出一个两平方米的小天地:竹笆床旁是一个木的行李箱,这种木箱北京和上海知青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约90公分宽,60公分高,他们用土坯把它垫高,再用花的塑料布铺上去,布置成一个床头柜或梳妆台,然后在上面弄一些小摆设,有些还洒上花露水,显得很雅致,用现在的话说叫很“小资”。他们一般就比北京和昆明的知青要显得娇气一些,所以刚来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或者皮肤被蚊虫叮咬后长疮的比较多。在农场,各地来的人不论老工人还是知青,大家都是讲各自的方言。别的方言大家都还能听得懂,而上海方言外地人就听不懂了,像听外国话似的。但那时候,大部分上海知青虽然会说普通话,可即使当着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之间还是讲上海话,让别人感到很尴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生产队里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上海女知青的门口,常常高高地挂着刚洗过的花内裤和乳罩,随风飘荡。

  当大批知青来了之后,需要领导管的事太多了,领导就顾不上来批判我们了。因此我们“老北京”的处境相对好了一些。加上凌瑜积劳成疾去世之后,老工人和“老四川”、“老昆明”知青们就更加同情我们了。当时造反派已经掌了权,派系斗争相对少了,领导对我们也就没以前那样凶。

  1970年的一天,领导通知我带上笛子到分场的业余宣传队报到。原来宣传队里缺少乐手,就让我去吹笛子。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我在六队跟很多人都混成了好朋友,而且我认为宣传队有很多节目是派性宣传。但上边下的是“死命令”,前哨六队已经把我除名了,好在有冯黎明也和我一起去,他是去拉手风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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