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27)

二十七

　　王开平知道我爸种过橡胶，而且在中侨委农场司工作，就带着65中的同学来我家，向我爸了解情况。我爸向他们讲了归国华侨在海南岛引种橡胶的历史，还讲了海南华侨农场实行包产奖励制度以后，农场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改善的情况。我爸讲得挺好的，但我爸没想到我也想去。

　　我下定决心去西双版纳，也没跟父母打招呼，就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迁户口了，后来他们不同意，却也没辙了。

　　1968年2月8日，在北京火车站送我们出发时，我们全班同学不论哪派的都来送行。侨委大院的孩子们也跟着我们全家来到火车站。在站台上，他们一拥而上，把我七手八脚地抬起来，抛向空中。大家还拍照留念，我走后他们把照片寄到西双版纳来了。我们当时离开北京可不像后来的知青下乡时那样哭哭啼啼的，这也许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都21岁了，而且有那么多好朋友一起去，挺开心的。

　　火车开了以后，只有几个女生在哭，大部分同学马上就开始互相自我介绍。北京市委带队的干部还一个个点名，有几个是名单上没有，硬钻上来的，还得重新给他们登记。他们是曾塞外、赖万京、刘青等，还有一个女生叫张洪滨。

　　记得刚开始报名时，只有40多人，出发时就有55个了。我们这批“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里面有将军的儿子，有大使的女儿，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资本家、小业主的，也有母亲是当保姆的，还有“国军”的干部子弟，当年戏称叫“国干子弟”。大家不论什么出身，都挺亲热的。我们分别来自20多个学校。我们中最大的是“老高三”的，21岁；最小的是“老初二”的，才16岁。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

　　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疆锋五队

　　开赴西双版纳的火车到武汉的时候，当地一帮杀气腾腾的当地造反派要冲上车，他们与卢海南发生了肢体接触，就不依不饶地争执起来，火车迟迟开不了。经我们的带队干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多方交涉，火车才开出站。

　　在昆明，正在武斗的两派停火欢迎我们“首都支边红卫兵”，但是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然枪声不断。

　　汽车开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颠簸。但车厢内歌声不断，刘安阳唱的主席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飘进窗外的群山，美极了。车里还有王开锁等两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军人给我们拍纪录片。

　　车过杨武、墨江、思茅、景洪、大勐龙等地都有少数民族夹道欢迎。经三天多车程，来到东风农场疆锋五队。这里和内地的政治运动还离得很远，像个世外桃源。其实这才是我们大部分人所向往的。

　　我们的生产队长叫杨春文，是1958年的退伍军官，哈尼族人，他严厉但不失人情味。有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操场上急促的哨声响起，杨队长喊着紧急集合的口令。我们急匆匆爬起床，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跑出来，还没站好队，杨队长就带着大家往山上跑。我们有的在埋怨，有的在择路争先。到了山顶一回头，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一轮红日从薄雾笼罩的林海上升起，霞光照在山头上，只见脚下满地的大南瓜。杨队长又下命令：“每人扛一个南瓜，看谁先冲下山。”大家欢叫着，扛起南瓜争先恐后地冲下山。那场景我至今想起来都激动，要是拍成电影，绝不比张艺谋、顾长卫他们拍的差。我冲到队里操场上，只听得被落在半山上的黄强祖和齐景熙扛着南瓜引吭高歌起来。唱的是歌剧《江姐》的选段，“华蓥山莽苍苍哎……”那歌声真的很好听，比在剧院里专业演员的歌声还好听，因为它带着一股野劲儿。

　　我们的劳动从砍坝开始。关于砍坝，我爸爸曾给我讲过：30年代初他家是在马来亚种橡胶的。那些技术高超的工人从山脚砍到山顶，但被砍断的树木还都因纠缠在一起而不倒，直到放倒山顶最后一棵大树，整座山的树木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下，非常壮观。我们砍坝可就没那么棒了，刀也磨不快，钻进森林里连方向都找不着了。从山顶攀踩着树木尸体下山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只翠蓝色的小鸟，失神地趴在倒下的树枝上，离我那么近地盯着我……

　　烧坝的景象我见过不少次，1987年我回西双版纳的时候还能见到，但在疆锋五队所见的景象才最让人震撼。吃过晚饭，全队人坐在操场上，身边放着装满水的脸盆和水桶。以防我们的茅草房着火。老工人把砍倒后晒干了的山林点着了。烈焰冲天，整个山都燃烧起来了。干柴爆裂，火球轰鸣，真是摄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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