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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大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村里的壮劳力就赶着牛去犁田。农民们用来赶牛的牛皮鞭子,跟手腕一样粗,足有三四米长,从头到尾一路细下去,到了最末梢就是几根牛皮绳,很细。这种鞭子现在只能在马戏团的舞台上才能见到了。老乡赶着两三头牛犁田,一边吆喝一边抽鞭子,鞭子有力地甩出去,“啪”的一声,响亮极了。可我们拿起鞭子来却怎么也抽不起来,有时还会抽到自己。那时我看着他们,觉得北京山里的农民真是太帅了。

  收完谷子,要用三匹马拉的大车运回村。赶车的是个虎背熊腰、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他用白羊肚毛巾包着头,光着膀子站在车辕子上,背靠着粮食垛,上陡坡的时候,他在头顶上抡着车鞭子,甩出一串“噼啪”的脆响,嘴里还大声吆喝着,给那三匹正埋头奋蹄的大马鼓劲儿……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我都看呆了。记得生产队长是个女的,据说跟赶车的小伙子正在谈恋爱,女队长长得很壮实,嗓子也好。吃完晚饭,她招呼大家开会的时候,从山下往二里地上面的村子一喊,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收完谷子以后就是收枣了,这个活儿更好玩了。满山都是枣树,大的像鸡蛋一样大,小的也很饱满,又脆又甜,可比在城里街上买的好吃多了。我们提着篮子爬上树,一边摘一边吃,几天下来,我们都长口疮了。

  刘安阳的房东特别喜欢他,房东的媳妇也特别照顾他,知道他有胃病,每天中午,就用新打下来的玉米磨粉,做了凉粉给他午睡起床后吃。让我们羡慕死了。

  在田里劳动,常见一个和大家一起干活的老头,他的上衣胸前缝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反动地主”的字样。老头有个傻孙子老跟着他前前后后地跑,那傻孙子也快成年了。在田里干活就什么阶级斗争都没有了,有时女村长来了,也会叫他一声:“爷爷”。

  在南口山里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就是可以骑驴。从村里到山下的大田去拉粮食,我们每人发了一头驴。村里人告诉我们:骑驴要骑驴屁股不要骑腰。我一上驴背便适应了,过悬崖时也一点也不害怕,骑着驴“颠儿、颠儿”地跑下山,回来时再拉上粮食。

  那时已经有少数同学是去“串联”回来了的。所以在劳动休息时,我们也交流一些串联时的见闻。因为我是最先走出去的,在同学中应该也算是比较会玩的,就有四个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边疆、朱仲为、马克立和刘鸣晓约我回北京以后一起去“串联”。他们还做了很详细的去内蒙、新疆和四川的计划。并让马克立管账。

  我家的钱都是放在柜子里的,我们自己拿了钱,只要向妈妈讲一声就行了。第一次串联我带了30元,走到最后钱用得光光的。这次串联我就带了40元。我还背上了一支小的竹笛和我家那部很漂亮的相机。

  将近10月了,我们沿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铁路——京张线北上。先去内蒙的呼和浩特,再去兰州,这一路见到了长城,坝上草原和沙漠。兰州的火车站在一座山下,火车从山洞钻出来,汽笛一响,那回声可以飘过兰州城传到黄河对岸的山上。在兰州我们参加了一次省委书记汪峰与各地红卫兵对话的大会。大会在一座礼堂里召开,虽然有红卫兵用很不礼貌的话语质问汪峰,但还不像北京的政治运动那么野蛮,更还没有开始“打、砸、抢”。

  从兰州到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要走三天三夜。火车上参加“大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已很多了,我们没有抢占到座位,就在车头后面的车厢门口的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轮流睡一睡,好在那扇门基本上是不开的。三天所见,新疆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个小站有人下车,只见他背着行李走进那暮色苍茫的戈壁滩,真不知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最后一天,我见有人爬上行李架上睡觉,也就找了个空隙爬上去,在行李之间蜷缩着睡了。当我一觉睡醒,觉得腿脚已经伸开了。睁眼向下一看,只见对面窗口的阳光中,坐着一位扎着红头绳,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大眼睛姑娘,她美得让我看呆了。她突然抬眼看了我一眼,四目相对,我们都羞得涨红了脸,转过头去。

  新疆的早晨七点是北京时间的九点,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天已大亮,我们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只见皑皑的白雪把这座天山脚下的城市装扮得洁净、美丽,像童话的世界。

  我们住进了新疆大学,没有带大衣的同学可以在学校领到翻毛羊皮袄。有红卫兵在自己穿着的羊皮袄的背上用墨汁写上“炮轰”、“造反”的字样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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