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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因为作业经常做到很晚,我总是累得第二天起来整个人灰溜溜的。因为熬夜,有时还尿炕,所以非常压抑。但是因为我的成绩是班里拔尖的,所以曹老师对我不错,有时作业没完成,他也很少批评我,可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了。

  大概见我长得漂亮,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戏弄我,老把我和另一个女孩子扯在一起。有一次放学,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后唱电影《芦笙恋歌》的主题歌“阿哥阿妹情意长……”还把我往那个女孩子身上推。这次我还手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最后被他们从一个煤堆上摔倒再踢下来。那天刮着很大的黄沙风……

  我的同桌叫郭来顺,有一天,他没有来上学。曹老师就让我去他家看看他是不是病了。我冒着风雪,找到他家所在的大杂院子,打听到他家。我站在他家小屋门口敲门,门推开了,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进门就是炕,这屋子也就六平方米的样子,他的妈妈、奶奶和小妹妹在炕角坐着,被子盖到胸前。

  我按照她们的指点,退出房间关好门,绕到屋后的大场院。只见郭来顺正帮着父亲在摇煤球。我对他说:“老师叫你去上学。”他爸就让他跟我回学校了……

  有一个同学姓徐,长得很刚毅的样子,眼睛很大,鼻子笔挺,脸上基本没什么表情,有点凶。有一天中午,大家在食堂排队买饭。我见他饭碗里只有饭,什么菜都没有,就好心问他:“你白嘴吃饭呀?”他瞪着大眼睛对我说:“我没白吃!我给钱了!”

  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少,肉和菜也越来越少了。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学校从外面工地拉来很多搅成乱麻一样的铁丝,断断续续地卷成一坨坨的。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拿来锤子、钳子,把铁丝剪成一段一段的,用锤子把它敲直。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敲到手指头,疼得很。过后还会留下一块紫色的疤。一段时间后,我就敲得很好了。

  六年级的时候,老师问谁家有理发推子和剪子,就可以报名去北新桥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手艺就给班上的同学理发。我买了推子和剪子之后报了名。那时候,理发店的师傅很热情,教得很认真。先从给顾客洗头学起,然后练习平稳地使用手推子和剪子。给顾客理发之前要先用酒精灯把推子烤一烤,进行消毒。从学理寸头开始,然后再学理分头、背头、吹风。我们给顾客理发的时候,师傅不断给我们指点和示范。

  在太保街口,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个老头蹲在那里卖铁蚕豆,我兜里有零花钱,经常花一两分钱买一小把铁蚕豆吃。奶奶牙齿只剩几颗了,有时候,也跟我要一颗来放在嘴里含着。

  我们学校离雍和宫、国子监很近。雍和宫从来都是大门紧闭,进不去的。而国子监的一部分是首都图书馆,凭学生证就能进,同学曾带我进去,在大阅览室看书、做作业。那里很大,很安静。

  学校旁边有一个去污粉厂,那时的去污粉是工人用琉璃瓦敲成碎末,再混合碱粉做成的。

  我们学校靠近城墙根儿,附近有一座监狱,当地人叫它“炮局”。我们常看到犯人们排着队,扛着铁锹由警察带着去干活。

  那时候,小学的大同学有很早就结婚的,记得比我高一届的,就有一个女生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来上学。

  我们班长叫刘玉兰,梳两条大辫子,两个大眼睛很漂亮,笑起来两颊还有酒窝。她有一个学期和我同桌。她可能上学比较晚,所以看来比我们大一点,很丰满,也很健康。小学毕业后,刘玉兰就去工作了。有一天我在胡同口见她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埋头拉着大板车,后边有两个老女人吃力地推,我叫她:“刘玉兰!”她假装没看见,眼睛盯着前方的地面,继续埋头拉车。她还挺着怀孕的大肚子。

  我妈劳改还省粮食给我们包饺子

  1960年,我妈在海南岛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被送回北京。她变得又黑又瘦。犯病的时候,她全身僵直地躺在床上流泪。我们三兄弟就帮她翻身、捶背、喂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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