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4)

十四

　　因为作业经常做到很晚，我总是累得第二天起来整个人灰溜溜的。因为熬夜，有时还尿炕，所以非常压抑。但是因为我的成绩是班里拔尖的，所以曹老师对我不错，有时作业没完成，他也很少批评我，可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了。

　　大概见我长得漂亮，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戏弄我，老把我和另一个女孩子扯在一起。有一次放学，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后唱电影《芦笙恋歌》的主题歌“阿哥阿妹情意长……”还把我往那个女孩子身上推。这次我还手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最后被他们从一个煤堆上摔倒再踢下来。那天刮着很大的黄沙风……

　　我的同桌叫郭来顺，有一天，他没有来上学。曹老师就让我去他家看看他是不是病了。我冒着风雪，找到他家所在的大杂院子，打听到他家。我站在他家小屋门口敲门，门推开了，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进门就是炕，这屋子也就六平方米的样子，他的妈妈、奶奶和小妹妹在炕角坐着，被子盖到胸前。

　　我按照她们的指点，退出房间关好门，绕到屋后的大场院。只见郭来顺正帮着父亲在摇煤球。我对他说：“老师叫你去上学。”他爸就让他跟我回学校了……

　　有一个同学姓徐，长得很刚毅的样子，眼睛很大，鼻子笔挺，脸上基本没什么表情，有点凶。有一天中午，大家在食堂排队买饭。我见他饭碗里只有饭，什么菜都没有，就好心问他：“你白嘴吃饭呀？”他瞪着大眼睛对我说：“我没白吃！我给钱了！”

　　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少，肉和菜也越来越少了。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学校从外面工地拉来很多搅成乱麻一样的铁丝，断断续续地卷成一坨坨的。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拿来锤子、钳子，把铁丝剪成一段一段的，用锤子把它敲直。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敲到手指头，疼得很。过后还会留下一块紫色的疤。一段时间后，我就敲得很好了。

　　六年级的时候，老师问谁家有理发推子和剪子，就可以报名去北新桥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手艺就给班上的同学理发。我买了推子和剪子之后报了名。那时候，理发店的师傅很热情，教得很认真。先从给顾客洗头学起，然后练习平稳地使用手推子和剪子。给顾客理发之前要先用酒精灯把推子烤一烤，进行消毒。从学理寸头开始，然后再学理分头、背头、吹风。我们给顾客理发的时候，师傅不断给我们指点和示范。

　　在太保街口，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个老头蹲在那里卖铁蚕豆，我兜里有零花钱，经常花一两分钱买一小把铁蚕豆吃。奶奶牙齿只剩几颗了，有时候，也跟我要一颗来放在嘴里含着。

　　我们学校离雍和宫、国子监很近。雍和宫从来都是大门紧闭，进不去的。而国子监的一部分是首都图书馆，凭学生证就能进，同学曾带我进去，在大阅览室看书、做作业。那里很大，很安静。

　　学校旁边有一个去污粉厂，那时的去污粉是工人用琉璃瓦敲成碎末，再混合碱粉做成的。

　　我们学校靠近城墙根儿，附近有一座监狱，当地人叫它“炮局”。我们常看到犯人们排着队，扛着铁锹由警察带着去干活。

　　那时候，小学的大同学有很早就结婚的，记得比我高一届的，就有一个女生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来上学。

　　我们班长叫刘玉兰，梳两条大辫子，两个大眼睛很漂亮，笑起来两颊还有酒窝。她有一个学期和我同桌。她可能上学比较晚，所以看来比我们大一点，很丰满，也很健康。小学毕业后，刘玉兰就去工作了。有一天我在胡同口见她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埋头拉着大板车，后边有两个老女人吃力地推，我叫她：“刘玉兰！”她假装没看见，眼睛盯着前方的地面，继续埋头拉车。她还挺着怀孕的大肚子。

　　我妈劳改还省粮食给我们包饺子

　　1960年，我妈在海南岛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被送回北京。她变得又黑又瘦。犯病的时候，她全身僵直地躺在床上流泪。我们三兄弟就帮她翻身、捶背、喂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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