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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

  日本投降了,不久就有了我

  1946年末,在冰天雪地的河北坝上草原,有一队八路军干部骑着马从延安向东北行军。我爸和我妈就在这行军的队伍里。他们到承德的时候,在照相馆里“补”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时,我妈肚子里已经怀上我了。这张结婚照的底片是玻璃的,后来摔成了两半。几年以后,我爸在北京的照相馆复制了一张底片,现在仍保存完好。

  我爸和我妈是1944年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办的外语学院英文系学习时相识的。这个系是准备开赴山东抗日根据地配合美军在青岛登陆对日作战的。1945年8月,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苏军势如破竹地从蒙古和黑龙江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爸我妈所在的英文系也不用再开赴山东了。不过,它却成全了我爸和我妈的婚姻。后来也就有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

  我妈是蒙族姥姥是满族

  我妈在承德收到了我舅舅从北京写来的家信。告知了自从我妈1940年(17岁)离家出走以后家中的情况。得知我姥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消息,她大哭了一场。

  我妈叫吴昭(参加革命前叫:张若筠),是北京的蒙古人。我姥爷叫张庆颐,字畏天,从他上溯三代的祖爷爷可能是个蒙古王爷,住在昭乌达盟扎鲁特旗。祖爷爷擅长拉弓射箭、骑马打仗。后来随清朝御驾亲征的军队作战,立下大功,被册封在北京做大官。我外曾祖父当的什么官我妈也说不清,反正外省进京上朝的官员都要请他抄奏折。他的小楷写得特好,“文革”前我家还有许多因抄错一个字就废弃了的黄绫奏折。“文革”中都被我妈悄悄烧了。我姥姥是满族人,叫韩雪琴,大清朝讲究满蒙一家嘛。辛亥革命后,旗人没有了俸禄,姥爷家就衰败了。在民国时,姥爷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教外国人学中文。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外国的使领馆都撤了,我姥爷一家沦落为“城市贫民”。我妈说她自己小时候很淘气,虽然她的功课学得很好,却总是坐不住。后来我看到她当年上学时的相片,她居然连拍照都要爬到墙头上去拍,当然,也有在河边树旁搔首弄姿的,总之,她从小就不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姥爷虽然不打她,但有一次实在是太生气了,就把她提起来扔到床上。我舅舅却总是一副很文弱的样子,看来比较乖,因此在外面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妈保护他。

  我妈小时候长得黑乎乎的,长大后却突然变白了。那是有了自行车之后,有一次,她冒着暑气在大太阳底下拼命地学骑车,结果中了暑,晒得浑身起了泡泡,休息几天后,她身上脸上都脱了一层皮,结果皮肤就变得白白嫩嫩的了,而且还有了双眼皮,漂亮了很多。

  1936年,我妈正在北京女一中上学,好动的她也参加了游行,还参加“民先队”,那是共产党的外围青年组织。我妈这么活跃,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了我妈她们的安全,就帮助她们这一群希望到太行山去抗日的学生秘密地离开北京。

  那天,她们在北京一个郊区集中,由一个河北来的交通员带队。那人很干练,带着她们爬山、行军、过封锁线,一路瞒过敌人的耳目。当时,走了许多路,有一次从一个山坡下来,她们实在走不动,就顺坡往下溜,结果把裤子都磨破了。

  到了解放区以后,她们就参加打游击、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战、组织妇女支援前线,还带领群众跟着八路军躲避日军的“三光”政策。她跟我讲:最危险的一次,是她传染上疟疾打摆子,她已经病得走不动了,跟不上大队,就被安排在一个山洞躲起来,准备听天由命了。那时她病得很厉害,藏在山洞里,看到很多日本鬼子大扫荡从洞口下面经过,幸运的是,最终她没被鬼子发现。

  后来她又到华北大学联合大学高中班读书,据她后来讲,她要求入党时还费了很多周折,原来他们的支部书记因为追求不上她,就整她,说她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让她入党。当时她压力非常大,但总有一股不认输的劲,于是积极向党组织申诉,终于在1943年8月入了党。

  我妈长得特像现在的电影明星斯琴高娃,她的嗓子特好,还参加过延安的合唱队。她说:如果继续留在那里的话,她就跟王昆一起成了歌唱家,但她不喜欢搞文艺。后来我妈进入中央军委外国语学院于英语系学习,就跟我爸在一起了。那时,我爸是英语系党支部书记,他的英语很好,因为他在新加坡读中学时,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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