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70)_应天故事汇

七十

　　路上，我拨通王建南的手机问：

　　“具体在哪个位置？”

　　“姓杨那一家，一问都知道。”王建南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由于每一年都有极其个别的妇女同志不能正确对待人生挫折，思想上一时想不开，选择了一种对生活很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对待人生，于是往府南河里跳，有些妇女就会漂到下游的跳蹬河，当地一些原来的渔民因为在河里再也捞不到鱼了，平时就以捞人为生。他们通常先把人捞上来放好，找人的家属在那里找到亲人后，一般情况下给一千元。也有很多情况是家属事先不知道亲人在不在河里，只知道失踪了多少天，于是“专业户”便应家属要求下水去找，最后根据捞上来的难度、以及尸体的腐烂程度，费用从1500至2000元不等。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鱼比猪肉还便宜，草鱼才一块多钱一斤，渔民简直活不出来，捞人的利润要高得多，一个“捞人专业户”基本上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专业户还盖起了新房，正在奔向小康。

　　王建南让我带1000块钱去，当然就意味着，红姐已经找到。

　　总算没有更糟，看来红姐在府南河里只泡了两三天，只需要花了一千块钱。

　　红姐已经去世了，当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红门”事件如今已无对证。

　　想起红姐短暂的一生，想起她对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认为自己应该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现在觉得，就算她当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红的真相说了，我也应该原谅她。

　　其实，就算她还活着，我很可能也会原谅她。

　　因为天气变热，红姐当晚就烧了。她的后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会那天我也去了，其实，红姐这种身份的人并不存在什么追悼会，丧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没想到红姐12岁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别熟，亲热地喊他“干爹”。来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红姐一样的下岗女工，王建南说她们是红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报社的发行投递员。

　　红姐的追悼会上，这几个女人哭得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泪花把脚背都打湿了，比电视机前看连续剧的人流的眼泪水还要多。

　　我发现她们不仅在哭红姐，可能也是在哭自己，以至于场面相当凄惨，让人惨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两眼潮湿。

　　我觉得自己应该为红姐掉几滴眼泪下来，虽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过两次火锅，她为我的“口红门”事件打了掩护，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厅”，我一把将她搂了过来，她惊慌得像一只兔子，一双单纯水灵的眼睛与她年龄很不相称，如果不是那个光头男人跑过来，我当时就差点勃起，当年的红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这些往事，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的眼泪花马上就要挤出来了，我拿出卫生纸，擦了好几回眼睛，结果纸仍旧是干的。

　　我想，大概是因为今年开春以来我的好事太多了，开创了自己的广告公司，还有沈秋透露的信息，让我和周家梅的感情燃起了希望，所以根本流不出眼泪。

　　已经好多年没有尝过流泪的滋味，上次流泪是追求周家梅的时候在师大校园，这些年在商场混久了，做为一个白领，当然要面如白板、心似白纸。

　　下午出殡的时候，来了十来个人要打“丧伙”（成都方言，指丧事期间打麻将，婚事期间打麻将则为“喜伙”），当时王建南表现得极端愤怒，拿起一把菜刀就从里面冲了出来，把人家全都吓跑了。

　　第二天中午，新跨越公司的人给我转来一个挂号包裹，包裹上写着：

　　“胡向东先生转王建南亲收”

　　当然是红姐临死前寄来的。

　　王建南所在的报社刚刚停刊，红姐还不知道我们已办了新公司，所以她只好寄到我原来的公司，由我转交。

　　王建南拆开包裹，我看见里面是厚厚一大叠纸。

　　“不会是情诗？”我问他。

　　“是又怎么样。”王建南翻了几页后叠好，然后像捧着宝贝，一个人离开了办公室。

　　中午休息时，我跑了一趟太平洋百货，精挑细选了一双意大利牌子的女凉鞋，周家梅的生日就在明天。

　　回到办公室，我把高跟鞋放在桌子上，俯下身仔细观赏，小叶也过来说，太漂亮了，哪个女孩有这么好的福气？

　　的确很漂亮，鞋身秀气，鞋根纤巧而有力，整个线条看起来简直惊艳无比，周家梅穿上它也一定惊艳，走一路凌波微步、翩苦惊鸿。恍然间我似乎已看到她穿上了这双鞋，正站在我的大办公桌上，像当年一样妩媚地展现她的美貌，挑衅地俯视着我、诱惑着我，像站在T型台上的模特一样骄傲，让我心跳不已，也为我自己的眼光得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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