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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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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我们太幼稚,能把一对恋人分开的理由实在太多,有些理由甚至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比如王建南和沈秋。 对我和周家梅来说,我们也将遭遇到感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风风雨雨。 周家梅放暑假了,她抗不住父母的催促,回到了重庆。 周家梅离开成都的两个星期里,我纵然欲火如焚,也守身如玉,对大街上的美女不屑一顾。直到现在我还很佩服当年的定力和忠诚,不像我们同居后不久,她出一趟差我就按捺不住,一看见粉子就打算守身如瓦。 她走的时候我们商量,我们恋爱的事暂时不要告诉双方家长,等她毕业之后,等我的事业有点起色之后再说。 但事与原违,那天她也按捺不住,给我打了一个传呼。 当时我正在猛追湾游泳,提上裤子我才发现周家梅打了传呼。回电过去的时候,她已不在电话旁,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威严的中年男人,正是她的父亲。 事后周家梅告诉我,她没有交待全部“犯罪事实”,她说:“要是我妈知道了我们已同居奸淫,一定会把我撕烂了,扔到嘉陵江喂鱼。” 她说后面一句话是她母亲的原话。 周家梅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干部家庭里,尤其他父亲,作为一个有一定职权的政府官员,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和一个脱离了组织、没有正当职业的男人在一起“鬼混”。“下海”,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概念。 周家梅只好说,回成都后再也不和我交往,毕业后一回重庆就不和我有任何联系。 但那个年代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有偷看女儿日记的习惯,在她的日记本中,母亲发现了夹着的几页纸,正是我 “抄”给她的情诗。 这时候她再怎么抵赖也没有用,周家梅只好交待我们的恋爱事实。她承认,我们的确“拉过两下手”,然后她在父母面前哀求,说我明年可以考研究生,可以通过她父亲的关系从汶川调我到重庆工作。 但他父亲仔细看了看这些情诗后,更是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他说:“一个男人的书法写得这么臭,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男人。”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官员的水平,在电脑普及以前,他们选择秘书首先要看他的字写得好不好。秘书在中国一直是很有前途的职业,出身于秘书的官员如此之多,以至于现在很多官员最后都成了书法家。 当然,和别的女人一样,周家梅也策划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她准备以自杀相逼。 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我就死给他们看,我的遗书都写好了。” 但比较可悲的是,她母亲先于她“自杀未遂”。 她父亲在母亲的病床前悲愤地说,如果周家梅再和我来往,马上断绝父女关系。 在电话里,周家梅说她每天以泪洗面,说想马上见到我。我更加无心于祖国的广告事业,买了一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赶到重庆。 在上清寺一个招待所里,她利用买菜的机会偷偷跑出来和我幽会了一次。我鼓励她离家出走,马上去买两张火车票。说好晚上十点钟在两路口火车站入站口不见不散。 晚上,我站在火车站入站口望眼欲穿,10点过了一刻,她还没有出现。我想起了当年的王建南和沈秋,他们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身上重演? 在入站口的人流中,我仔细地辨认着每一个女人的身影。 在火车站,我突然明白了成都粉子的一个秘密。 我发现,凡是从重庆方向往成都去的年轻女人,基本上都是粉子,有好几次,我差点认错了人。当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外地人总认为成都的美女多。其实,成都自古以来就是移民城市,长期以来,在巴山蜀水之间、雪山高原下孕育的川妹子,她们中的很多优秀女人都爱往成都跑,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都是重庆的省府,往成都移民的重庆女人大都比较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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