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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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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看到了肖彤，她一直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当然，我还看到了那个被敲诈的超市负责人和举报崔哲的那个超市员工，他叫沈子方，《都市早报》那篇报道中的“小方”。他们将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出场。 崔哲出庭了。与我想象的不同，他的样子很平静。他向旁听席上扫视了一圈。看到肖彤的时候，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话，但他终于什么都没说。接着，他转过头去，目不斜视，在法警的押送下径直走向了被告席。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想起了我与崔哲曾经的友情，想起了我们的争吵，想起了他后来的改变……这样的联想使我很伤感。 代表公诉机关出庭的是几个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个首先向法庭提交了一系列证据。根据那些证据，公诉人认为，崔哲应对至少五起敲诈案负责，涉案总金额53万元——依照发案的时间顺序，第一笔是2万元，此后四笔分别是10万元、16万元、15万元和10万元。 接着，沈子方、超市负责人和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男子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向法庭陈述了发案时的一些细节。 证人陈述完毕，公诉人开始向崔哲提问：“请你说一下这53万元赃款的去向？” “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崔哲神情木然，声音空洞。 “你向法庭再说一遍。”公诉人大声说。 崔哲犹豫了一下，然后用背诵课文一样的语调说：“从超市弄来的10万元已经被警察追回。我的银行存款里有2万元，已经被冻结。另外15万元交给银行作为买房的首付款。还有9万多分三次送给了我的总编辑周自恒，第一次3万元，第二次2万元，第三次……” 公诉人打断了崔哲的陈述，他提醒崔哲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要指名道姓对他人横加指责，否则对方有权起诉他诽谤。 崔哲想了想，对公诉人说：“那你们就当这笔钱被我花了好了。” 公诉人有些恼怒，但他克制住了，继续提问：“还有17万去哪里了？” “9万多用来填补一笔丢失的读者捐款……” “为什么会丢失？”公诉人再一次打断了崔哲的陈述。 “我不小心丢了。”崔哲说。 “但是，”公诉人说，“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实是，这笔钱被人敲诈了。” 崔哲沉默。 “你为什么不愿意说自己被人敲诈了？”公诉人问道。 “因为我忘了。”崔哲面无表情。 崔哲冷酷的样子似乎激怒了公诉人。他突然提高了声调：“还有8万元去了哪里？” 崔哲犹豫了一下，答道：“都被我花了。” “花在哪里了？”公诉人的脸涨得通红。 “吃、喝、玩、乐都要花钱，总之都让我花光了。”崔哲漫不经心地答道。 公诉人并不甘心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答案，他继续问道：“到底花在哪里了？” 崔哲仍然面无表情：“不记得了。” 公诉人不再追问，开始总结陈辞。他说，作为一名报社记者，崔哲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屡行敲诈且屡屡得手，一方面为自己非法牟利，另一方面也纵容了那些商家损害消费者的行为，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另外，在接受检方讯问时，崔哲并无悔过表现，也没有主动退赔赃款情节。公诉机关认为，崔哲犯下的罪行性质和社会影响都极其恶劣，因此请求法官严惩。 接下来，崔哲的辩护律师出场。他首先说明，他将为崔哲作罪轻辩护。他说，崔哲的行为虽然恶劣，但情有可原，因为他也是报社内外的那些“潜规则”的受害者。他之所以敲诈，是因为他曾经有些稿子被报社高层以各种理由毙掉。当他后来知道报社高层在“毙稿”过程中偶尔会收受贿赂的时候，他认为，与其让报社高层收取好处费而自己经过一番辛苦却无所收获，不如自己直接借此牟利。 律师说到这里的时候，一直站在被告席上沉默不语的崔哲突然举手，示意他要说话。 法官想了想，同意了。 崔哲扫视了一圈旁听席上的人们，开口了。他说：“我知道，旁听席上坐着许多我以前的同行。大家都在等着我说话，如果我能说出一些有意思的话来，你们的稿子里就有东西可写了。我说的越有意思，你们的稿件就越有可能成为头条，你们也就越容易被领导赏识。如果被领导赏识了，你们的日子可能就会好过一些。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我在都市报里工作了7年，我发现它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看上去它像是一个事业单位，承担着公共事务，比如向公众传递信息，代表公众进行舆论监督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企业，以赢利为最大目标，用广告费养活编辑记者。这是一组矛盾……” 公诉人突然站起来打断了崔哲的“演讲”，他认为崔哲所说的与本案无关。但法官似乎有兴趣听下去，他示意崔哲继续。 崔哲继续说：“这是一组很难处理的矛盾，连报社领导都难以把握，更何况年轻、涉世未深的编辑记者。我们进入报社的时候大都年轻气盛，对社会和职业的看法正在逐渐形成，我们也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希望自己像新闻学院老师要求的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社会接受和认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游走在体制之外，像是临时工，根本不被所谓‘主流社会’的人们所承认，甚至还会被一些体制内的人们所歧视。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在乎，但我们在乎自己的生活。你们知道，作为一名聘用制记者，在许多方面都没有保障。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今天是个记者，明天犯个不该犯的小错误、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即使做得很优秀当上了部门主任又怎么样，仍然是个临时工，仍然可能朝不保夕。在这种惶恐的心态下，做事难免乱了分寸。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感到失望的时候，难免受到那些‘潜规则’的影响，做一些我们原本不屑也不敢去做的事情。” 法庭里一片寂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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