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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


  “什么办法?”

  我认为萧原应该知道那些办法,但他在急躁之下眼神里现出了一片茫然。所以我决定向他讲解一下。我告诉萧原,除了工资之外,有些记者还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获得收入,并且用不着纳税。

  第一种方式是:帮助一些企业发布对其有利的消息,而不计较自己是否在帮助对方进行虚假宣传。

  这种方式适用于那些经济新闻部的记者们。他们总是有跑不完的企业新闻发布会。许多企业都热衷于召开这样的发布会,这会使它们获得自我宣传和推介产品的机会。每当那些企业召开发布会的时候,各个报社的经济新闻部记者们就会应邀而去。一般情况下,他们在进入会场之前,应该先到签到处签名,这时候他们会收到一个手提袋。

  秘密就在那个手提袋里。那里面装着一些企业的资料(比如企业介绍、产品介绍或者促销信息等)、一份由企业拟好的新闻稿(已经拟好了标题,并且以“本报讯”开头)。

  当然,对于那些记者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手提袋里面还应该有一个信封。如果没有这个信封,或者里面的人民币数额不能令他们满意,那么这个发布会就是乏味的。反之,它就是有趣的。

  发布会结束后,他们要做的,只是把那份已经拟好的新闻稿稍做修改,署上自己的名字之后传给编辑。当然,如果他们觉得那个发布会很乏味,他们也可能不这样干。

  那个信封里的人民币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车马费”。据说,它的本意是用来给记者们打车的。但是,有些时候,一笔“车马费”就足够他们打车绕这个城市一圈了。

  有一次,我听一个经济新闻部的记者说起,她平均每个月能收到三四千元的“车马费”。当我对此表现出惊讶的时候,她又说,跟一些同行相比,这份收入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对于那些并没有多少发布会可跑的社会新闻部记者来说,他们有另一种收入方式:帮助一些企业掩盖对其不利的消息,而不去计较那些被掩盖的事实给公众带来了多少伤害。

  他们总是会对某些新闻线索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并且把它们当作可以用来换取货币的资源。他们相信,总会有人愿意拿出货币来换取这些资源。道理很简单,就像是一个人的脸上如果长出了一个很难看的瘤子,他一定愿意花一笔钱把它除掉。

  总是有读者打来电话告诉我们那些关于企业丑闻的新闻线索,比如某个商场里出售假货,某种食品含有害物质……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这是“坏消息”。但是,对于报社里的那些“生意人”来说,这是“好消息”——在他们掌握了这些新闻线索的时候,就像是进了一批货,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卖出去。

  在某些时候,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同事手中有一批他们所需要的货,在明知不可能用其他办法得到它的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会想到去“偷”,得手后立即把它卖出去。我相信,从杜晓东的办公电脑里偷走图片的那个“内奸”就是这种人。

  听完我的这段讲解之后,萧原脸上的焦躁并没有消失,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他们能有办法,为什么我不能有办法?我是一个部门主任,我的机会和办法应该比他们更多。”

  这样的谈话似曾相识。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与崔哲的那次谈话。当时,崔哲对我抱怨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公平的,他拥有的机会太少,所以他的聪明才智并没能为他带来他本该拥有的财富,而另一些人却毫无道理地轻易获得了他所渴望的机会。

  这一次发出抱怨的是萧原。这使我感到担心。我发现,萧原眼里那些从容和坚定的东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东西。但我也说不清楚那种东西是什么。

  “也许你应该去买彩票,也许你的运气还不错……”我试图开个玩笑来调节有点儿压抑的气氛。

  萧原并不欣赏我的玩笑,他打断了我的话,接着说:“他们可以收红包,我为什么不能?今天我收下了这个沙漏,这里有一万元。明天也许还会有人来送给我一件别的东西,里面也许还会有一个信封,信封里也许还会有一笔钱……”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如果你收下了这个沙漏,什么都没说,他们就会向你提出要求。”

  “但是,他们把它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向我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他们甚至没有告诉我这里面有一笔钱。”

  “他们迟早会提出要求,这只是他们的一次试探。”

  “试探什么?”

  “试探你是哪种人。”我说,“如果你收下了东西,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想别的办法来对付你。”

  “什么办法?”萧原很好奇。

  “他们总是会有办法。”我继续讲解,“比如,再约你一起吃饭,再送东西给你。你吃过饭刚刚出门,可能会有几个警察在门口等着你,然后警察会从你提着的那袋礼物里搜出一叠人民币或者美元,然后你的那些‘朋友’会出庭作证说,你曾经利用职务之便敲诈他们。”

  这样的事情以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我听说,本市另一家报社的一个记者就是这样落入了一个企业老板设下的圈套,后来法院认定他敲诈罪名成立。

  “敲诈!又是敲诈。敲诈的人最该死。”萧原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烦躁的神情。

  我感到莫名其妙,但我并没有说话。

  萧原接着说:“有的人并没有敲诈,却被别人扣上了敲诈者的帽子;有的人敲诈了,却没有人去追究。”

  我知道,萧原又想起那个坠楼的老太太。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继续沉默。

  “我告诉你,崔哲曾经被别人敲诈过一笔钱,我还知道那个人是谁?”萧原说。

  “是谁?”我的好奇心终于被激起。

  萧原沉吟片刻,又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对我说:“我告诉过你,在徐浩把那笔捐款交给崔哲的时候,崔哲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男人。你还记得吗?”

  我点了点头。

  “徐浩说,当时崔哲显得非常紧张。”萧原接着说,“所以,我怀疑,那笔捐款当天中午被那个男人拿走了。”

  “那个人是谁?崔哲为什么会把捐款交给他?”

  “我先是猜测,也许那个人是崔哲的某个亲戚,当时是来找他借钱。”萧原说,“但后来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是这样,崔哲不一定会把捐款借给对方。”

  我同意。

  “如果你是崔哲,”萧原问我,“想一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会把那笔捐款交给对方?”

  我想不出什么特别的情况,于是对萧原说:“除非对方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萧原点点头:“你说对了。其实我早该想到的——胁迫。就是在胁迫之下,崔哲才把钱给了对方。但对方不一定要用刀。”

  “那么,他用什么胁迫崔哲?”

  “用一个把柄。”萧原挥了挥手,把他喷出的烟雾驱散,接着说,“那个人掌握了关于崔哲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并且用这个秘密来敲诈他。更巧合的是,当徐浩把捐款交给崔哲的时候,他们正在谈判。”

  “那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敲诈崔哲?”

  “我当时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敲诈别人,偏偏选中了崔哲?除非……”萧原停顿了一下。

  我抢着说:“除非他跟崔哲有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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