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4期
波伏娃的简洁与多重生活
作者：刘海燕
在20世纪的法国，有这么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女性——她叛逆，崇尚自由，19岁时就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后来，她遇到了与她有着共同信仰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代表人物萨特，这是一位在思想界和现实生活中存在极大争议的人物。尽管她与他的爱情曾经轰轰烈烈，但她依然保持着经济上和人格上的独立，最终她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勤奋和执著的追求，“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语)。
这位陪伴了萨特几十年的传奇女性就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那么，心存浪漫、迷恋自由的波伏娃是如何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她与萨特之间的爱情道路经历了哪些挫折?最终她又是如何战胜自我，进而创作出一大批形式多样、富有影响的作品的呢?请看——
从顶点开始
波伏娃在其回忆录里，讲到她少年时代自己的视觉理想：“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在清晨撞见那苏醒的草地……我独自一人承载着世界的这份美丽和上苍的这份荣耀……”再大一些以后，她很清楚自己要爱什么样的男人，“等有一个男人能以他的智慧、学问和他的威信征服我，我使会去爱”。对于“以后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她很绝对地选择“当个作家”。
再看在未来等待她的那个人——萨特，萨特在自传体小说《词语》里讲：“我是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外祖父的工作室里到处都是书……”少年萨特的信仰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他最大的幻觉就是：万物谦恭地等待着他的命名，也就是等待他的写作。
对抽象高远的事物这样迷恋的两个人，相遇是偶然也是必然的。一旦相遇，就会有不凡的开始。
1929年，24岁的萨特向21岁的波伏娃充满柔情地提出理智得近乎寒冷的吁求，也就是后来被世人传诵的那个爱的协议：“亲爱的，让我们定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
“协议”，还是很有限的“两年”，多么没有保障啊!还有更深入的补充，使这契约式爱情完全置于开放之中，萨特建议：“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必然的爱情，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偶然的爱情。”这个男人，他要的是自由，甚至是绝对的自由。但是他非常诚恳，这使他的自由拥有了品质，他希望“双方不仅不应互相欺骗，而且不应互相隐瞒”。
如果这是对于一个没有心智力量的普通女子，肯定是一种尴尬，甚至是一种羞辱，因为你明确地不保证、不承诺，还有发生偶然爱情的要求，这怎么可以呢?可萨特面对的是波伏娃——一个心存浪漫、迷恋自由且能在思想的力量中感到幸福的女子，一个有着足够的心智力量与之相呼应的女子，一个能把二人关系从所有常识和常规中提升至绝妙高度的女子。波伏娃从一开始就明白了她不是唯一的，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只能以其自身的力量和持续时间来维持，而不是靠任何其他东西来使其正式化。波伏娃迎视这不确定的未来，因为她所寻找的正是萨特——这个把思考和写作当作世界上的一种基本力量和自己生命的人。
在两性关系中，他们只保留情感的部分，不要家庭，不要孩子，在生活中，他们避开了精神生活以外的生活负担和社会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居所。他们省去了所有的现实关系，把自己押上了自由和悬念之路。
如萨特所言“一旦冲破束缚，便能腾空而起”，这样一个突破当时社会习俗的开始，这样一个高难度的开始，对于他们未来的人生都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对于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的女性，这要求一个女人不仅有足够的心智力量，还要有足够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勇气和承受力等，波伏娃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将怎样持续这样一个非常的开端，乃至成就一种非凡绝伦的人生?这人生又怎样促成20世纪销人心魂的杰作?
靠文字穿越极端处境
1939年，萨特和波伏娃这对20世纪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伴侣正处在辉煌的起步阶段，历史刮起了风暴——二战爆发了。从事写作的教师萨特，作为一名普通士兵被派往战争前沿，等待这位自由知识分子的是：临时住房里的集体生活，专制统治的礼仪。简单地说，就是紧急军事状态下的处境。尤其是萨特在战俘营时期，那里不管做什么，都是成千人一起做。
萨特意识到，他的处境代表着人类的基本处境，他感到作为哲学和生活的自由理论是多么必需!在阴暗困顿的营地寝室里，他把在这场战争中体会到的“存在与虚无、自由理念与外部理念”之间的关系，写进他最初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他还写日记和书信，都是写给波伏娃的，他把陌生环境中的生活详情寄往被战争阴霾笼罩着的巴黎，波伏娃把巴黎的生活细致入微地写给萨特，通过文字，他们参与对方的“直接生活”。这双倍的生活，都将成为他们思考的资源，更是他们爱情耐火的铰链，“您就是我”，文字把他们水乳交融般联系在一起。
像很多女人一样，波伏娃给身在营地的萨特不断地邮寄烟草、巧克力和香料蜜糖面包。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有相当大的数量，因为那些同萨特在一起的男人们要分享一切。所不同的是波伏娃给萨特的邮包里，总是有大量的书籍，以及一些墨水和稿纸，那是萨特进入文字世界必需的工具。
波伏娃所喜欢的这个男人深信写作即存在，这样一种信念居然使他能抵抗那场“奇怪的战争”。
应该说，是波伏娃的呼应，萨特才能兑现这种生活哲学。萨特给波伏娃的一封信里讲：“我在这里最难受的，是失去了优雅的姿态和心灵的滋润。”波伏娃有一次想尽办法去看萨特，但萨特必须在晚上九点前回驻地，波伏娃一个人留在阴冷的小旅馆里彻夜读萨特的手稿。第二天早晨，萨特见到波伏娃的第一句话就是：“您读了我给您的那一百页稿子吗?”这就是萨特!隔着一壶浓热的咖啡，他们共享偷得的好时光，类似在火山上跳舞，终于，萨特又可以谈他的写作了，可以听到懂他的人以爱和尊重的方式来理解他、鼓励他、批评他。萨特感到自己又活过来了。
萨特感谢波伏娃，“您让我能够直视每一种未来和每一种生活”，“因为您，我才能去直面不可知的未来和无论怎样的命运”。
他们无法回避战争，但他们改写着战争，潜伏在战争底处写作，在那腥风血雨的几年间，萨特写出了他的恢宏巨著《存在与虚无》，他的话剧《苍蝇》、《隔离》上演，舞台上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仿佛是一次争取自由的回响，萨特的戏剧被视为抵抗运动最强有力的象征。与此同时，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出版，并被推荐参评了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项——龚古尔奖。
战争改变了波伏娃对世间万物的看法，她学会了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萨特宣称“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作为萨特学说最善解的对话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波伏娃尖锐地指出：你的介入仅限于思想和创作，而朋友尼赞战死在比利时沙场，博斯特加入野战军受伤，那才是行动上真正的介入。波伏娃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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