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4期
徐光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机会
作者：彭 勇
明朝一共277年，人过内阁、掌过相权的人，没上百也有八十。
可这277年里，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写了一部《农政全书》的科学家徐光启，只此一位，别无他人。随便拿本数学书来，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统统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影响了历史400年，注定还要影响一代代更多的中国人。
传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赶上大明朝查户口，徐光启的资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启，男，1562年出生，籍贯：松江府(今上海)人；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问来了——
论环境，明代松江府是个小地方，和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论出身，徐光启家境并不好，父母是耕田的农民，就指望着他读书中举光耀门楣。徐光启哪来的机会，去认识最摩登的传教士阶层?去接触最新锐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应聘。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已经31岁并且有了12年教龄的徐光启，受聘到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教书。家乡连年自然灾害，科考又屡试不中，徐光启把心一横：出远门谋生。这次南下，恰恰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曾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国际友人的身影，韶州教书先生徐光启便认识了他平生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
这两人的相识，对于中国科学史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徐光启从郭居静那里知道了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这是一次多么富有启蒙意义的冲击!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着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在一阵阵眼花缭乱过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上帝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岂能活得太无奈?
于是，徐光启当机立断，邀请郭居静到自己家乡传教，西方传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来而不往非礼也，天主教也向好学又好客的徐老师打开了大门，就在徐光启38岁那年，他赴京参加会试途中，终于和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会面了。
三年后，已过不惑之年的徐光启，不仅在科举考试的阶梯上渐行渐高，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南京城内，葡萄牙传教士罗如坚庄重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启宛如初生婴儿，接受洗礼，并获教名Paul(保罗)；而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杨廷筠，也在等待着上帝的接纳。
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轰动朝野，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
徐光启对西学的钟情，毫无疑问是受益于朋友。比起两个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明的形象来说，徐光启所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地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圣贤之徒，悲悯而智慧的目光凝视着世人，宣扬着忠孝慈爱、改过自新，这和中国的先儒何等相似。与其说徐光启膜拜了上帝，不如说他膜拜了朋友——传教士有他的国度，但真理没有国度，大可拿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没有磨灭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身上有中国先儒所没有的特点：学有专长，技术兴国。当时的晚明，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社会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趋衰败，女真族的军队在步步紧逼，农民起义的烽火在点点燃烧。徐光启深深地感到，只有关注农兵、崇尚实践，才能延长明朝微弱的呼吸。
《崇祯历书》是最大成就
徐光启的户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这两条，也不会叫人那么咋舌。关键还有——学历：进士，职务；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在不设宰相的明朝，俗称“阁老”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就是手握相权。
名称换来换去，不打紧，宰相的权力，那是换汤不换药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个寒门子弟徐光启，走到这个位子上，的确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于是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塾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16年，直到去了广东，他才时来运转，碰到了赏识他的恩师、历史学家焦豌，于是中了解元，迈出第二步。等到他考上万历皇帝的进士时，已经42岁了。呜呼，人仕的三部曲总算大功告成。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打了个前哨，接着就到礼部上任了。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皇帝轮番地换，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顺，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只要在任上，就没那么多酸文假醋，他卷起袖子埋头实干。他的宗旨就一条：关心国计民生。办法呢?农业和防务，两手抓。
这边厢，他读兵书练武艺，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京师的戒备和操练；那边厢，他忙着兴修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屯，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上的事情，一点也难不倒他，水文、地理、测绘、武器……旁门左道的西洋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说对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对百姓的生活、军队的防务，还是颇有益处。
而徐光启主政的最大成就，应该是编写《崇祯历书》。
由于钦天监(明朝官署名，掌管天文、气象、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祯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旧臣徐光启，要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各种测量与编制工作中，他的国际友人汤若望和邓玉函也加盟其中，一大批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专心过度，徐光启还不慎从观象台上摔下来，腰部受了伤。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这部用西方天体理论指导古老中国的奇书，终于完成了。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国家已风雨飘摇，召回一个重臣，仅仅是为着一部历书?而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历书，竟成了徐光启的政绩?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来，天文历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无论崇祯还是徐光启，都是把它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历书编好后，崇祯皇帝让大臣们充分商议，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之前才颁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部历书非常好，直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照样颁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清规戒律，还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当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的显赫身份去世时，家属整理他的卧具，发现了一床破烂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壶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沤烂了……
一切从甘薯开始
徐光启本质上就是个科学天才。
算算看，19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42岁中进士，他这前前后后，为科考忙乎了多长时间啊，结果，漫长的赶考岁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科研事业，《农政全书》如期出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以及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身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过耕织的辛劳，他经常下地帮助父亲做农活，还向别的老农学技术，给棉花结顶打杈，产量比原来增加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