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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项羽：两位宿命论者的两重天地
作者：牛踏秋
第二，刘邦的“汉”是项羽分封的，虽然刘邦率先人关，但其人关的前提和基础在于项羽对秦军主力的牵制。项羽击败秦军主力进军咸阳，刘邦无力阻止，鸿门宴上险些丧命，之后项羽急于还乡，托义帝怀王之名分割天下，分封诸侯，“立沛公为汉王”，并将关中沃土一分为三，钳制汉王刘邦。
第三，击败暴秦主力的也是项羽。巨鹿之战，“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一举击败秦军，不但给秦军以重创，迫秦将章邯、长史欣弃秦投诚，而且震动了诸侯，树立了号令天下的权威。之后，项羽所向披靡，“行略定秦地”。
但纵观项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其一意孤行的霸权作风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最终注定了他的悲剧结果。
或许因为缺少温暖的父母之爱，或许因为祖上传承下来的刚烈秉性，项羽少小跟从叔父项梁时就固执己见，“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叔父发怒，他辩解道：“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就)学万人敌。”项梁教他兵法，他很高兴，但不久“又不肯竟学”。项梁战死后，他武断地杀掉上将军宋义。自立得手后，这种固执、武断的作风就更加明显：先是不听范增劝谏，鸿门宴上错过了除掉最大对手刘邦的机遇；在火烧秦宫后又不听劝告，主动放弃“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的关中，急于东归故土，并“烹说者”，武断地杀害劝谏者，失去了可以君临天下的地域优势，在军事最强盛时期，他又武断地逼走义帝，致使“其群稍稍背叛之”，后来又将之杀害，更犯众怒。
楚汉战争中，刘邦多次兵败，尤其是在彭城之战中，刘邦大败，诸侯也都“复与楚而背汉”，刘邦几近绝路，“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在这种情况下，范增提出要乘胜追击彻底灭掉刘邦，可项羽竟中刘邦离间之计，逼走范增，致其“疽发背而死”。尤其痛心的是，直到最后，乌江亭长声情并茂地劝他坐船逃走，人情人理地规劝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但项羽最终又武断地否决了规劝，选择自刎，献出了自己的千里马和千金头，失掉了最后的涅槃机遇。
此时项羽自暴自弃的悲壮与他当初见到始皇帝时欲取而代之的豪壮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被围困时的果决，他被追击时的勇猛以及他素日的辉煌与刚烈都没有成为他下一步重新崛起的资本，反而铸就了他一意孤行的极端秉性，最终导致他这颗军事明星过早地陨落。从深层次来看，项羽积极的军事行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消极的宿命论灵魂。
刘邦比项羽幸运得多。他出生平平，但豁达乐观，好交朋友，“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其奇怪的相貌特征加上“常有大度”的举止，迎合、顺应了科技尚不发达的、当时普通百姓渴望济世“天子”的心态和江湖文化，因此，虽然大器晚成，刘邦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从县太爷到名望较高的吕公，甚至于江湖相面先生、流寇犯人都对他情有独钟、尤为垂青。
从沛县起事开始，刘邦的周围始终有一个智囊团和一批追随者，其中既有智慧超群的谋士，又有智勇双全的将军。刘邦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按照自己的目标规划整合、利用这些优质资源，很少需要他自己直接去冲锋陷阵，这同时也为他更好地决策、谋划贏得了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而项羽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视野必然存在分野。
尤为重要的是，刘邦在采纳、利用幕僚资源的过程中屡次获胜，数次化险为夷，不断发展壮大，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他利用资源、广泛纳谏、从善如流的个性品质，坚定了他一统华夷的信心和信念，这些都正是项羽所缺失的宝贵经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刘邦的个人英雄主义特质，他能够将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智慧和团队精神结合起来，化人为己、为我所用，使得个人英雄主义不但没有桎梏其发展，反而成为他节节胜利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支柱恰恰反映了他这位宿命论者的积极一面。这又与项羽形成鲜明对照。
项羽、刘邦均为有志之士，皆致力于剪除暴秦、再造新天，但前者率性而为、有勇无谋，常躬身自奋，囿于眼下利害而渐去长久之道，后者则隐忍善变、斗智谋术，常借他人之力度个人之利，花更多精力考量其前途规划。一直一曲、一实一虚、一低一高，无论性格的曲直，权谋的虚实，还是志向追求的远近高下，胜负的天平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下都明显倾向于刘邦。因此，两者在总结个人功过时，项羽自诩战功，“未尝败北”，将灭亡归罪于天；刘邦则津津乐道于善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子房、抚百姓给馈饷的萧何、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相对于刘邦的大器晚成、成熟老练，项羽则少年得志、志满意躁。他俩出山之初都曾使性逞凶：刘邦趁酒兴“挥刀斩白蛇”，赢得“天子”的神话；项羽按叔计“拔剑斩守头”，获得会稽“裨将”的职位。但刘邦不过是酒后的一时狂放而已，在其一生中很少有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包括称帝后诛杀大批近臣良将都采用了不同的计谋手段，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阴谋老道。项羽则刚烈暴躁、率性而为，眼不容沙、气不容人、量不容事，表现出一位年轻军事家的气魄和短识。
项羽的叔父项梁战死后，秦威大振，又举兵伐赵，楚怀王十分惊恐，“从盱台之彭城”，亲自分兵派将，拜宋义为上将军北上救赵，令他人关抄秦军后路，与诸将约定“先入关者王之”。此时的形势对项羽本来十分有利：救赵有上将军宋义，他只需做好“次将”的工作即可；人关则可视具体情况择机行事。但他没有沉住气，在诸将惧怕秦军不敢先人关的当头，他因“怨秦破项梁”，主动请缨“愿与沛公西入关”。不过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怀王的老将们对他很不信任，认为“项羽为人剽悍猾贼”，并举例说项羽在攻破襄城后坑杀百姓，“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最后决定派宽厚爱民的长者刘邦前往，项羽素来的勇猛善战没有得到认可，其剽悍率真的本性却被解读为令人生畏的鲁莽无知，失去这次率先破关的机遇。
不仅如此，项羽在被任为救赵次将后就因见解相左、看不惯上司宋义的言行而迫不及待地将其斩于军帐之中，虽“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实则把自己推向风头浪尖，也无形中造成了他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隔阂。应该说，项羽的直率和勇猛在战争初期的确为他收获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和个人威望：巨鹿之战，他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兵少将寡、诸侯又“皆从壁上观”的不利形势下，破釜沉舟一举大破秦军，声威大震，“杀苏角，虏王离”、“诸侯皆属焉”。紧接着，他又大败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