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0期
李善长为何不得善终？
作者：黄 波
李善长死了，他为什么会死?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牵连。然而所谓胡惟庸的谋反案(详见本刊2008年第九期《胡惟庸：是反臣，还是棋子》一文)本来就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现在细读李存义父子的供词，颇觉有味。不能不承认，主持这个案子的是一个深文周纳的“办案高手”。如果在这个供词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李善长：要谋反的胡惟庸一开始游说他，许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动，甚至跃跃欲试，那会给观者怎样的感觉?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长这样已经得到太多特权享尽荣华又长于世故的人，在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上，哪会像一个毛孩子那样轻率呢?于是，我们看到，供词中的李善长是再三再四拒绝参加谋反的，只不过，这种“拒绝”显得不太坚决和果断，临到最后，甚至还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这样一副面目的李善长，相对而言就“可信”多了，坐以“谋反”的罪名也就不那么让人生疑了。
李善长绝非因胡案而死，还有一个证据。朱元璋炮制胡案，其本来目的，就是要大张罗网，勿使一个他不待见的人轻脱，如果真的查到了李善长家族与胡案的瓜葛，哪怕这种瓜葛若有若无，以朱元璋雄猜好杀的个性，他也会穷治到底，怎么可能大发慈悲网开一面?
李善长非因胡案而死，那么是不是死于政敌的攻讦和诬陷?不能排除这一层考虑。李善长在明初政坛上，一直是作为淮西集团的首领而出现的。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同时必然也积怨很多，在其旧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问题，对李善长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在办理李善长案的过程中，这些人非置李氏于死地的面目，也是暴露得相当充分的。然而在明了这一层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以李善长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势力，除非皇帝突然将风向扭转，否则满朝文武谁能将他扳倒呢?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长君臣之间刚刚出现极微小的一点阴影时，属于非淮西集团的。杨宪等人就嗅出了点异味，轮番向李善长进攻，指责其一“无宰相才”。应该说，杨宪等人的嗅觉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没有把握住，以为皇帝有些嫌恶李善长就是要抛弃他了，结果终究没有摸准皇帝的脉搏，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例也足以证明，政敌的明枪和暗箭，对李善长都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能够置他于死地的，只不过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间。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堪称这条原理最形象的阐释。
“别离我太近”，因为太近，别人总担心你会不会轻易跨过那条太短的距离，并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而作为明太祖同乡、故友、勋臣、亲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这个离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发迹史，李善长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布满朝堂，势力盘根错节……
这样一个李善长，能让那个虽然在他前面，但离他只有一箭之遥的人放心吗?何况，这个人是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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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李善长和那个信国公汤和一样，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吗?他还有什么会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对此，明末顾起元一言中的：“信国(汤和)之谨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远迹以自引，则益厚其疑。”顾起元的意思是，汤和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忠厚人，其谦退只会让朱元璋高兴，而不会产生怀疑，而李善长就不同了，他是以谋略起家的，所以他的谦退只会被认为是老谋深算者的一时韬晦之计，越这样越让人不放心。顾起元分析得很对，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汤和是一退全退，代表着他从政坛上的完全隐退，而李善长不一样，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响还是一目了然的。
李善长只有不得善终而死，除非老天让他短命。从史籍中分析，实际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几次当着大臣的面说李善长无相才，明末著名史学家史迁说得很干脆，他断定朱元璋即位后即开始厌恶李善长。的确如此，《明史》叙述朱元璋和李善长关系演变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些句子：“帝始稍厌之”，“帝衔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时候，在李善长家族还有着表面风光的时候，杀机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只不过，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候，可能难免想起了当年的患难与共，想起了这个人的种种功劳和苦劳，更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许正是拖了这么久，直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降落到了人间……
《明史》为了彰李善长之罪，说“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贵富极，意稍骄”云云，李善长性格上的这种缺陷，或许确实有，但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长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
身后之公论
前面说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加之淮西集团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过霸道，树敌必不在少数。他的彻底倒台，因此便具有双重的心理安慰作用，一是针对朱元璋的，二是针对各派系文臣的。
然而，也许因为李善长一家的死难太过惨烈，给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为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道，哪怕是面对君主的淫威，因此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即有人上书诉其冤。
这封替李善长申冤的奏折，据说出自著名才子解缙的手笔。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纪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委，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说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于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够想得到的一点常情常理。李善长当年冒万死才有了后来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经是勋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儿子当了驸马，亲戚都当了大官，一个做臣子的到了这一步已是顶点。如果他像别人指控的那样，辅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过仍是勋臣第一，能超过他现在已得到的一切吗?何况，李善长又不是小孩子，他难道不知道取天下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乱中，起来争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飞烟灭了吗?这些李善长当年都曾目睹和亲历，他怎么可能在即将“翘辫子”的高年，却非要去冒这种危险?
解才子真是大手笔，驳论痛快淋漓。对此，朱元璋有何反应呢?史书上说：“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按照常规，既是钦定的大案，是决不会容忍异议，更不用说翻案了。朱元璋此处的沉默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也许，是同样处于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么?
李善长狱案出自圣裁，而罗织最有力者则是当时的左都御史詹徽，《明史》本传说詹徽“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御史是从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长及其家口70余人在五月坐诛后，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的宝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詹徽受命鞫蓝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实，无徒株连人，玉大呼‘徽即吾党’，遂并杀徽”。《明史》下了个结论，“徽好窥上旨，终及于祸”，字里行间居然颇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套用一句老话：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编辑/汪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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