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新解刘邦的“三杰”礼赞

作者：刘隆有

　　这是一个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仲夏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大摆酒宴，欢庆灭项羽、建大汉的胜利。觥筹交错之际，刘邦起身举杯，一改平时的粗鲁随意，以难得一见的郑重庄严，且带几分文雅地说道：“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史记·高祖本纪》)
　　此时距汉军垓下灭项羽仅五个月，距刘邦汜水北岸称帝仅三个月，汉朝百官群臣正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却也颇感惊诧困惑：明明是一场实力极其悬殊的争斗，咋个结局竟全然相反?原本正气凛然且强大得无与伦比，战无不胜的天下霸主，咋个转眼间就一败涂地，不仅丢了爱姬丢了天下，还落得个死无全尸的结局?而原本流里流气又兵少势单，每战必败的被贬小侯，咋个惊魂甫定就独揽乾坤，江山美人要啥有啥?
　　刘邦的讨论题目一出，群臣各抒己见，大殿中立马人声哄然。乱嚷嚷一阵后，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同时起身，代表群臣正式回答刘邦的提问：“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这正是在场群臣的共识。四年前，汉中拜将坛上，韩信就是用这样的对比打消了刘邦内心的深度自卑，鼓舞了他发兵东向与项羽争天下的斗志。这几年，刘邦也正是按照韩信的建议，“与天下同利”，拿官位和封地调动起诸将的积极性，从而以弱胜强，做了至尊。
　　然而，刘邦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对高起和王陵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将自己与项羽的得失之因归结为能不能用人才，更明确地将自己取天下的奥秘归结为用了张良、萧何和韩信这三个人杰。王陵、高起讲利益驱动，刘邦讲人才作用，都有一定道理，都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但刘邦既是皇帝，站得似乎也更高一点，所以“三杰”之说从此就成了汉之所以得天下的定论，更成了后世历代统治者纷纷效法，众多史家反复称颂的名论。
　　刘邦的“三杰”说，乍听起来确实只是赞扬了三个最杰出人物——谋略张良、后勤萧何、军事韩信。但只要将这“三杰”的身份、来历和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稍加分析，就会明白，这个粗言秽语不离口，见了儒冠儒服就反感的文盲皇帝，其实是在由衷地倾诉内心深处对文士的特别看重和对文化的无比崇仰。
　　张良出身于世卿世禄的韩国大贵族，其祖父和父亲相继担任五代韩王之相。韩国被秦消灭后，张良家虽不当官，却依旧大富大贵。按先秦贵族家风，张良自幼读书，历拜名师，加之自身极富天才，所以早就学有大成。他初学儒，通礼；后从黄石公学兵，精其秘传《太公兵法》十三篇，自负可为“王者师”。张良出生之年史无明记，但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的父亲张平卒于韩悼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50年)，那么，即便这年张良刚出生，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初见刘邦时，他也应是40多岁了，其学养和阅历都堪称标准大知识分子了。也就是说，打一开始，张良就是以大文士、“王者师”身份出现在刘邦面前的。
　　韩信因出身贫寒，且终生从事军事，所以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把他当成一介武夫，顶多看做一个自学成才的军事家，其真实身份很少有人留意过。但是按照事物发展规律，任何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得先具备一定基础，韩信也不例外，他之所以能“登坛拜将一军惊”，一出手就战无不胜，成为楚汉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因为他本来就天赋极高、抱负远大，是做好充分准备要干一番大事的有志之士。
　　史载，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先秦长期推行并形成一种制度和传统，民分士、农、工、商，世代相继，各从其业，正所谓“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秦灭六国始破除这种旧制，但旧习却一时难除，特别是过去的士人之家还是以做吏为荣。
　　韩信为什么首选为吏?为什么因家贫无钱打点，择吏落选以后，宁可蹭饭、钓鱼，也不愿及时就业去打工经商?因为他出自士人之家，秉性又孤高自负，硬是放不下士人的架子，而且士人的旧习难改，依然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务农做工、经商一样都不会。韩信人穷志在，衣着举止仍旧士人做派，所以当他饿着肚皮在护城河边垂钓时，善良的漂母对他说话时全用敬称。本来是看韩信饿得可怜而舍食给他，却尊其为“王孙”，还说自己的含食是在向韩信“进食”，完全是下层民众对贵族子弟的语言和口气。
　　先秦重礼，不同等级的人各方面都必须固守各自的习俗。身必佩玉，出则带剑，居则抚琴，就是士人身份的表征。韩信家中极穷，玉和琴已无，却依旧剑不离身，为人熟知的胯下之辱就是因其“好带刀剑，中情怯耳”所招致。身上佩剑却文质彬彬、守礼尊法本是先秦时期有较高道德学养的士人的装束和风仪，如今已是秦朝了，自家已破败不堪了，可还是臭架子一副，淮阴市上一帮少年混混自然要拿韩信开心取笑了。但韩信宁肯受奇辱，也不肯稍改士人固有的仪表和操守，“及项梁渡淮，信使剑从之”。
　　韩信最初投楚，不是靠斩将搴旗立功，而是以谋略求进，“数以策干项羽”。项羽不用，再投刘邦，以学识谋略惊动滕公和萧何，被萧何赞为“国士无双”。在滕公和萧何眼中，韩信不仅是士，还是士中的顶级——国士，且是顶级中的顶级——无双国士。及至登坛拜将，韩信那一番言谈更是将天下大势置渚指掌，不是登峰造极的士，何以能此?特别是《汉书》的作者著录春秋至汉初兵书时，将“《韩信》三篇”与《孙子兵法》一同记在“兵权谋十三家”，并说，韩信曾与张良一起“序次兵法”，将传世的182家兵法删取其要，编订为35家，被当时奉为军事圭臬，诸吕欲作乱“而盗取之”。这就清楚地说明，韩信不仅有杰出的军事实践，同时也有高深的军事理论著述，是难得的文韬和武略都达到极致的顶尖大文士。
　　史书上所记韩信一生行事，处处闪耀着儒家道德伦理的光辉。极贫而不忘孝母，千金报漂母一饭之恩，真诚地拜被俘敌将为师已属难能可贵，而以德报怨，重用当众无端侮辱过自己的少年，尤见其襟怀博大。为刘邦立下天大之功，却被刘邦集团一再猜忌耍弄，但依旧忠心耿耿，不为任何利诱动心。儒家极力倡导的忠孝仁义，韩信均践行到了极致。
　　韩信，实为我国古代第一位标准的大儒将，也是少有的大儒将。
　　如此看来，“汉初三杰”中的张良和韩信都是大文士，似乎唯小吏出身的萧何稍逊风骚。其实不然，萧何的文化造诣不可小看。
　　虽说西汉初年的将相们大都质朴少文，但萧何例外。《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载，萧何在秦朝“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后随刘邦起义，“未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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