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奇特的邻居
作者:史未来
这之后,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曾经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动员民众的重要依据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儿让自己的国家毁灭。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发誓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道: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天皇在宣布《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又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地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天皇到哪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拥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天皇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的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个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他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与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能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事实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本尼迪克在其经典名著《菊与刀》里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奇特的场景,一个东方的岛国民族,具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独特的民族特性,综合了各种矛盾的心理特质,他们既谦逊有礼,又野蛮残暴;他们既温文儒雅,热衷于花道、茶道,又嗜血好斗,酷爱剑道,他们既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义等礼节的思想,又对本集团之外的弱势成员极端地冷酷无情;他们的个子非常矮小,但是在战争中却惊人得顽强,能完成与其身材不相符合的超人般的军事战绩,让他们的对手即使在战胜他们的情况下也对他们充满着敬意。如果沿着本尼迪克的逻辑再按照今天的情况推论下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今天依然具有无数充满矛盾和令人惊奇的地方:他们生活在亚洲,却被视为西方,他们自己的民族心态上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产出,却拥有一个非常封闭的市场,外国的大公司老是抱怨无法进入日本的市场;他们被美国击败和军事占领,心里却无比崇拜美国……
其实,何止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充满着矛盾,中日双方的相互观感也充满着矛盾。具体说来,中日两国和两个民族在审视对方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都很容易受到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合情结的影响。比如有人常常把“小日本”一词挂在口头,以显示对日本一种潜意识中的轻蔑,但对日本电器却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和偏爱;有人常常觉得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下的附属产品,却对日本成功的现代化羡慕无比……在海外的华人尤其能体会到这种复杂感情的交替,一方面觉得日本是“小”日本,个子矮小,在西方传播所谓日本文化源自于中国(如盆栽、茶道),另外一方面看到的却是西方社会对日本人的尊敬,日本海外游客的超强购买力和文明有礼。日本侨民在不同国家中的遵纪守法和井然秩序,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成功和其独特之处。
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大和轻蔑意识主要产生于19世纪末中国急剧衰落的时期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曾刻意宣传一种论调:中国是个腐败、没落和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自甘堕落的次等民族,败坏了老祖宗遗留的丰厚家产。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开始从这个时期使用“支那”和“支那人”一词,来故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这种轻视或是蔑视中国的情结,直到今天依然很强烈地存在于日本右翼分子的脑海之中,而较少提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自卑”情结。其实,正如个体心理学一样,民族集体心理学也有许多类似于个人的特点:那就是过分的自大往往来源于过分的自卑。譬如为什么日本右翼要刻意宣扬和维持一种“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中华民族是落后民族”,而不是去宣扬日本人优秀于韩国人、马来人、老挝人、缅甸人、泰国人或是尼泊尔人?其根源就在于这种论调中暗含着比较和较劲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人要跟中国人比,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
为什么日本人偏偏要挑中国为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历史上多年来主导东亚的强者,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中国都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着领导地位。日本从隋唐以来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驱动力就在于尽一切可能去学习先进的中国,然后伺机而动,在中国衰落的时候趁机攻入亚洲大陆,取中国而代之。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土地、众多的居民、富饶的资源和其整体国力是扶桑岛国的居民难以超越的,发誓与中国一比高低的古代日本居民,在面对大陆中国时极容易产生一种岛国的自卑感和压力。因为难以超越中国,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化和悠久文明的历史,因而更难实现日本远古以来企图进攻并占领亚洲大陆的野心。今天的日本民族在集体民族意识中也积淀了一种对中国强烈的自卑情结,因为无论日本如何发达,日本文化中还是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印记,包括艺术、书法、盆栽、禅宗和绘画等,都渗透着中国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响。甚至连日本文字都无法完全通过平假名和片假名来表达意思,必须借助至少2000多个汉字,日本人才能正确地沟通交流,而日本人在表示人名和地名时几乎必须完全借助汉字。在文化和文字上,日本人根本无法做到去中国化,中国文化已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对于自恃甚高、时时刻刻要与中国人一比高低的日本人来说,无形之中就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无法驱除的自卑感。
可以说,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自卑情结源于中国现实中相对的经济落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比较容易自然地调整我们的心态,树立起对日本更加客观的认识;相反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卑情结是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其根源在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依赖性。
编辑: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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