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韩愈的经济问题

作者:泽 平



期,有三分之二的宰相都是从幕僚奋斗出来的。即使做不了宰相,按照白居易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幕的那些名士十之八九也会成为公卿士大夫。欧阳修曾羡慕地说:“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集古录跋尾·唐武侯碑阴记》)
  在韩愈之前,许多著名文人都尝试过这条终南捷径,如高适依附哥舒翰,岑参依附高仙芝,杜甫依附严武。贞元十二年(796年)秋,29岁的韩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当时的东都留守董晋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等职,韩愈与董晋的次子董溪关系很好,这样就被董晋辟为观察推官,以正九品上校书郎试用上报朝廷。幕僚的收入较高。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愿当县尉、参军,纷纷进入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就是因为此,而韩愈自己也曾说过,他在汴州、徐州当幕僚的时候,每月的收入比以往多了将近一百倍。
  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韩愈,终于迎来了曙光,过上了幸福生活。他将侄儿韩老成接到汴州生活,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后来的嫡系如李翱、孟郊、张籍等人这时纷纷前来投靠他,他们一起谈文论艺、钓鱼赏花、饮宴出游,好不惬意。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钓鱼爱好,几乎陪伴了韩愈一生,后来在京城钓,在洛阳钓,在阳山钓。在他的诗歌中,使用鱼意象或直接写钓鱼的诗有20首,如“投竿跨马蹋归路”、“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投竿而渔,陶然以乐”等。张籍对这段生活也非常怀念,后来他在诗歌中回忆道:“忆昔西潭时,并持钓鱼竿。共忻得鲂鲤,烹绘于我前。几朝还复来,叹息时独言。”(《寄韩愈》)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4年后,76岁的董晋病逝,韩愈以幕僚身份护送董晋灵柩至洛阳。韩愈等人刚刚离开汴州。那里就发生了叛乱。韩愈留在汴州城的妻儿老小跑到了徐州,所以韩愈一到洛阳就匆匆奔徐州而去。
  当时,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因与韩愈是老熟人,就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又辟他为节度推官,奏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协律郎试用。韩愈没有描辞,接受了张建封的好意。不久,他代表张建卦出差到京师,又受到朝廷官员的盛情款待。他的一些朋友此时已在京城扎下了根,想帮助他活动活动,留在京城,如一同考取进士的欧阳詹,此时正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他曾计划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国子监博士,但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下文。
  到京城跑了一圈,见识了老朋友的幸福生活后,韩愈的心情开始不平静起来,他觉得每天上班点卯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一般情况下,节度使的幕僚们应该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中午没有午休,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8个小时。韩愈认为自己支配的时间太短了,于是给张建封写了封信,希望改变作息时间,建议“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也就是说,希望每天分上、下午上班,给出充分的午休时间,上午5点至7点之间上班,工作到11点,下午5点至7点之间上班,工作到9点。史书中没有记载张建封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韩愈说他在这期间读了不少书,“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可见张建封最终还是对韩愈大行方便。
  不过。韩愈的心里还是不大平坦,觉得生活很压抑,这样混下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前途。于是五月中旬,他主动向张建封上交了辞呈。
  也许是少年时期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这时候上天开始眷顾他。十四日,韩愈和妻子刚刚启稚前往洛阳,第二天徐州的军士就发动暴乱,韩愈又一次死里逃生。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朋友们也纷纷写信表示祝贺。
  贞元十八年新年的到来,也给韩愈带了新的生活。他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担任正七品上的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一官职职务不高,影响却很大,尤其对教育行业。更重要的是韩愈从此进入了一个有发言权的圈子,身份从地方幕僚转变为政府公务员。韩愈一到任,就不失时机地向主考官权德舆荐举了侯云长、尉迟汾、沈杞等人,使得他们得以进士及第这年十月,韩愈再次升官,成为监察御史,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
  正当韩愈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赶出中央,出任湖南连州阳山县县令。显然,他遭受了重重的处罚,为什么呢?新旧《唐书》、《唐才子传》都认为是“宫市”的原因,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与“宫市”无关,原因不外乎两点:要么是说实话,上书论天旱人饥,得罪了权臣,要么是受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排挤。
  此后,韩愈又回归了与贫困作斗争的生活。做阳山令,他自嘲“酸寒何足道”;两年后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他说自己“掾俸之酸寒”;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次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年)三为国子博士,他一直生活窘困,有时候还会上顿不接下顿。
  生活艰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职位俸禄都不高,另一方面则是他供养的家人越来越多。首次担任京官四门博士的时候,侄儿韩老成一家过来依附于他,这时他已经“家累三十口”;二度担任国子博士的时候,堂兄一家也来投奔他。
  韩愈拖着这一大家子人,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象。“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该如何生存下去呢?
  为了家人,他又开始四处求援。他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描述自己“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惨况,请求李巽帮助,又向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螟反复乞求,“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同时,他抓住一切机会,与领导人沟通,给他们写序,颂扬他们的功德,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后来有人说韩愈摇尾乞怜、无耻上进,和这些文字也有关系。如司马光说,韩愈在写给于螟等人的信中肉麻地歌颂对方,以此换取一些生活费用,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的志向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颜乐平颂》)。王若虚也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臣事实辩下》)
  元和八年春天,韩愈写了著名的《进学解》,文中正话反说,“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而自家却以平心气和处之”。当时的宰相看到这篇文章后惊叹不已,同情他的遭遇,又认为他有史才,于是任命他为五品上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是韩愈人生中的一大步,从此他开始进入高官阶层。
  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韩愈还是用他的文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3年后,韩愈就被调任为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唐宪宗准备以武力解决淮西问题,许多官员畏畏缩缩,韩愈坚决支持。后来他被任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开赴前线。淮西叛乱平定后,韩愈随即升为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
  就在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时候,一次冲动,又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元和十四年,宦官杜英奇迎佛骨至长安,唐宪宗先将它迎到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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