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

作者：许知远

　　当京城的绿营兵在1894年秋天奉令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帝国的未来表示忧虑。一位目击者说，人与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创建于19世纪初的绿营直属于兵部，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替代战斗力曾强大一时，而彼时已日显衰败的八旗兵，但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追随了前者的脚印，不管是面对外敌还是国内的叛乱，它都显得不堪一击。长期掌管着大清国海关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帝国的军队只有当叛乱者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谎报胜利。”而杭州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编出了这样的打油诗：“贼至兵何在?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大清帝国，这个以暴力建立起来的合法性政权此时却失去了战斗的力量。
　　没人指望绿营兵能够击败日本。当大清国与日本的冲突在1894年7月爆发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指挥的军队上，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湖南与安徽，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训练下，士兵装备了现代武器而非大刀长矛，出于对个人与宗族的尊崇，这些地方武装拥有了令帝国嫡系部队黯然失色的战斗力。而李本人一手兴建的北洋海军经过20年的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的计算，它的装备水平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则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挥官大多在英美受训，与日本那边的对手曾是同学。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连同本的明治天皇也为舰队的实力发出赞叹。那正是一个美国军事专家马汉所说的“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年代。
　　2005年2月12日，我坐在刘公岛上看着那些被打捞上的舰队残骸。整整110年前的今天，北洋水师最后残存的武装力量也投降了，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凌晨自杀。关于那场持续了七个月的战争，历史学家已尽可能地挖掘出了尽量多的细节。但仅仅重温那段屈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只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们，那么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唯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我无法理解叶志超为什么在尚未战败时就匆匆悬挂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能从容地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将领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足吞食鸦片自杀。在紫禁城内，没有人真的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更为关键。在这场战争的悲剧性高潮到来之前，那位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决定挪用海军军款修建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战争似乎根本就从未爆发过，只要给一些钱，老百姓就会欢天喜地地给敌人带路，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国”是外来者来称呼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最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溃败。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了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部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拿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能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是如何退化并最终走向死亡的。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类似的模式。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在这150年来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方面：消除外来的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的地位；构建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组织与现代文化。
　　没有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足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十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它的人在100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它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它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2000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伏尔泰曾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它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变化，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
　　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极权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末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末达到三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1850年前后的四亿多。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当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累了，而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改革者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的进升之路被封死之后才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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