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作者：曾纪鑫
左右捭阖，纵横驰骋
与梁启超的所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帝师”自居的康有为逃至日本，思想不仅没有发生转化，反而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保守，总在保皇救主、复辟勤王、尊孔保教之类的老套中兜圈子、打转转。而年轻的梁启超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学术风格、精神面貌较之戊戌变法时期，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可谓焕然一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与风格，其影响也由“康梁并称”逐渐超越其上。
面对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及一系列言行举止，一贯自尊自负的康有为表现出强烈不满，他勒令梁启超即刻远离革命派，由日本前往美洲办理保皇会事务，并且不许拖延。
鉴于多种因素，梁启超不得不打点行囊，忍气吞声地遵命而行。
就这样，梁启超又回到了康有为的麾下。加之游历美洲，梁启超经过一番耳闻目睹、实地考察、对照比较与思考探索，由共和政体的诸多弊病，得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的结论；在对中美两国国民作了一番对比之后，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民智未开，“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如此一来，梁启超的思想便开始转向了，由靠近、认同乃至联合革命党人转向反对革命与共和，由倾向共和政体退而拥护君主立宪，再退而倾向开明专制。1906年，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写道：“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终于结束海外流亡生涯，乘船抵达天津，回到阔别15年之久的祖国。归国后的梁启超很快就投身到政治漩涡中心。
随着兴师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乘机扩大势力，扩张权力。梁启超环顾国内，觉得无人能与袁世凯相匹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决定抛却前嫌，与“中国第一强人”袁世凯合作，拥护袁氏的开明专制统治。梁启超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意志与努力，感化、影响袁世凯，促使他由开明专制走上立宪政体的轨道。他一再强调说：“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于是，进步党与袁系力量联手组建政权，成立了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内阁。因司法部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以及熊希龄本人都是社会名流，所以熊希龄内阁又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以其声望、经验与才干，成为这一内阁的骨干乃至灵魂。
然而，梁启超的希望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击成碎片。1914年，袁世凯以军警为工具，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终身连任。此后，袁世凯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将总统终身制引向帝制复辟的不归路。
1915年初，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日益频繁，梁启超成为其拉拢的重点对象。梁启超“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在离津南下之前，为了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也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私人情谊，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其赶紧回头，不要称帝。他在信中写道：“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言辞之真诚恳切，真可谓“临书恻怆，墨与泪俱”。而袁世凯的回报，则是派出凶手，“各抉爆弹”，欲暗杀除掉之而后快。
为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梁启超不顾个人安危，又与袁世凯的心腹爱将冯国璋一同北上力劝。当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公开化之后，梁启超不得不发挥自己的特长，舞动一枝生花妙笔，亮出“利剑”，写下传诵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驳杨度等筹安会成员及美国人古德诺鼓吹帝制的观点，向全国人民鲜明地表达自己反对帝制的坚决态度。《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大中华》杂志率先发表，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之语，很快就被京津各报相继转载，举国震动，成为护国讨袁战争的一首亮丽序曲。
梁启超由“联袁拥袁”，到“离袁劝袁”，最后不得不“反袁讨袁”，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治时期也由此而拉开帷幕。
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梁启超起到了统领各方的核心作用。如果说创建民国为革命党首功，那么再造共和之首功，则非梁启超莫属。一介书生，竟担负起左右捭阖、纵横驰骋的重任，且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不朽使命，其功勋永难磨灭。
政见不和，师生交恶
也正是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梁启超终于与老师康有为撕破脸皮，双方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上，公开决裂断交。
梁启超反袁，康有为也反袁，但师生俩反袁的立足点不一。梁启超反袁是为了恢复共和；而康有为之所以反袁，则是因为袁世凯悖逆了大清正统，康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帝制，只不过帝制下的对象不同而已。
1916年3月，在梁启超应陆荣廷之邀偷偷潜入广西之前，出于礼节，他请同窗好友汤睿代其向康有为辞行。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反袁行为表示赞许，但他却“正色大声疾呼”，提出复辟清室的要求，并声言如果梁启超不从，便将成为其敌人与对手。袁世凯于3月23日被迫取消帝制，康有为则于4月4日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为清廷复辟摇旗呐喊。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梁启超忍无可忍，终于拿起笔来打破沉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批复辟论》，以含讥带讽的笔调，对康有为的复辟主张予以严厉抨击：“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此外，他又起草反复辟通电：“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
1917年6月14日，张勋率500名辫子军进入北京，密谋清室复辟。康有为在其电召下化装成一名老农，兴冲冲地登上火车来到北京参与策划，帮着草拟一道道所谓的谕旨。
本想脱离政治、专心读书做学问的梁启超禁不住拍案而起，再次卷入政治漩涡。他一面撰文发表反复辟通电，一面进入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赞画戎机、出谋划策。
没想到辫子军如此不堪一击，仅仅4天时间，就在段军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一场上演了12天的复辟闹剧就匆匆收场，溥仪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康有为也只好再次装扮成一名老农潜入美国使馆。
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电》中一点儿也不留情面，将康有为批驳得体无完肤：“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毫无所知。”“武夫”指张勋，“书生”自然是康有为了。有人说他半点不给老师面子，不留丝毫余地，梁启超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哪里受得了“大言不惭之书生”这样的指斥?加之他因附逆遭通缉之日，正是梁启超被任命为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之时。因此，对复辟失败，康有为不仅不反省，反将一肚子怨气全部发泄在梁启超身上。他捶胸顿足，伤心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