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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打进北京的李自成，在碰上李岩之前，也是杀人如儿戏，不信可以翻看一下《蜀龟鉴》。李自成过河南，上天给他一个李岩，是李岩让他有了做皇上的崇高理想，所以他开始讲道德讲纪律了。由此看来，人就怕有理想。于是没理想没出息竟成了封建社会里官员自保的一大策略，比如始皇手下的将军王翦，出征楚国前跟始皇要良田美宅。到前线后，还几次派人，催始皇兑现。老将军知道，自己越是一副没出息的小样儿，始皇心里越乐。自己带兵60万，把始皇的全部身家都弄自己手心了，若再清廉不爱财的，那不明摆着有野心吗？至于有了野心的，比如李自成，既已胸怀了天下，还会爱几个小钱吗？青衣绒帽，粗饭简食，女色不要，来日方长。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农民领袖战时的个人品质，倒需要我们多只眼睛了。一句话，所谓的道德，又何尝不可能是策略呢？不过，农民毕竟是农民，虽然胸怀了天下，他的农民习气还是不时地流露出来的，比如李自成进北京，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据载“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这钱叫我们看来，够了，可是自成仍不满足，天天由刘宗敏出面，对达官贵戚们严刑拷打，搜刮金银，谓之追赃。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每天的第一要务就是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据析，闯王进京的目的仅是为了捞钱，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自成这一句，不知让多少人窃笑了：敢情跟楚霸王衣锦还乡一个小样儿！
宋江题的反诗里有这么一句“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不知道宋江所谓的凌云志是什么，便是黄巢的丈夫气概除了造反之外，还有杀人八百万的民间传说，至于黄巢以盐渍的人肉做军粮的事，则是尽人皆知的。当然了，百姓们每逢饥荒之年，常常沦到易子而食的地步，何况造反的队伍呢？所以宋江所谓的丈夫，叫我看来，就是无毒不丈夫了。宋江抓住了黄文炳和刘安，把他们绑在柱子上，手下人挖其心肝，炒熟后给宋江吃。即使是大帅哥武松，杀起人来也令人打哆嗦，他杀潘金莲，把心肝五脏都挖了出来，至于鸳鸯楼那段，武松更是见人就杀，逮谁杀谁，丫头、马夫什么的，全杀了，杀得刀都卷了口。相形之下，开国皇帝对待自己的开国元老们，倒是温情多了：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民间百姓叫作卸磨杀驴，但是毕竟杀得温柔些，以结束人的性命为目的，没有把杀人弄成娱乐。
其次，除了残暴，广大的农民阶层在造反时暴露出的人性之恶还有：没有法律观念，更没有财产观念。前者会让革命高于一切，后者会让农民们没有你我之分。阿Q应该是传统中国农民的代表吧，他心目中的革命就是，把秀才娘子的宁波床弄到自己手里，至于女人，更好办了，革命了，就是想跟谁困觉就跟谁困觉，所以他先是调戏吴妈后是摸小尼姑的脸蛋。阿Q如果没有走向刑场，而是继续造反下去的话，那么他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国农民天生没有财产私有的观念。中国强盗杀富济贫与中国农民均贫富的观念恰好不谋而合，所以，中国所谓的农民革命，在不了解中国传统的人看来，就有了强盗的嫌疑。中国最早的农民领袖，当是盗跖，当然有人说他是奴隶起义领袖。但是不管他是奴隶还是农民，不管盗跖骂孔儒之仁义是实有其事还是庄子借盗跖之口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总之，占山为王的盗跖给后世的农民一个很好的样板：“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所有这一切导致我们在评述农民造反的时候出现一些尴尬。在道德层面上，我们认为杀富济贫与均贫富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但是在走向理想的过程中，杀富又与法统不符。更尴尬的是，一些英雄仅停留在了杀富这个层面，而没有济贫的意思。比如水浒里的晁盖，智劫生辰纲之后，并没有济贫嘛，相反，他们七个人把所有的财货私分了。为了免得这些好汉糟蹋了农民的名声，有些人干脆否认梁山一百单八好汉属于农民起义之范畴。但是稍一推理我们就能明白，即使是农民起义，它的经费也应该有个出处吧。而且古时的农民，觉悟尚没有高到箪食壶迎的程度，这样呢，革命经费就成为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比如辛亥革命，革命一结束，南京留守黄兴面对着需要解散回家的30万革命士兵，不知发了多少愁。250万两遣散费，从哪儿弄呢？革命期间，安徽前线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批了20万银元，手下人拿着批条到库里提钱，发现仅有银元8块！孙中山当时走的是欧美革命道路，他不杀富，仅靠华侨捐款，当然没有经济基础了！
可能正是看到了农民起义中的残暴与人性之恶，所以远隔千山万水的马克思才忍不住发话了，下面是他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不愧是德国人，搞起评论来一针见血！
直到今天，我依然心痛：农民是沉默的，因为他们没有议价能力。如果说冷兵器时代农民集体揭竿而起就足可颠覆政府意味着农民尚有一定的议价能力的话，那么热兵器时代，农民枉有庞大的人数，这种人数，已经构不成任何意义上的颠覆力量了。其未来的幸福生活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执政者的良心与善心。其二，知识分子的良心与代言。其三，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参政议政。欣慰的是，农村基层政权已开始直选了。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毕竟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