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统治者眼里，农业好处多多，而商业，则是坏处大大的：商业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一个农民，如果不老老实实地种地，在统治者眼里，就有政治问题了。商业还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社会稳定之大局，妨害以德治天下。《吕览·上农》云：“舍农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可以说，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看到了商业对封建社会及其秩序的威胁，而重农抑商政策的执行也是由此发端，并在后世的封建社会中被当作传统一贯地延续下来。
重农，农民尚被士视作小人，抑商，商人可就惨了，被呼作贱人。农商合到一块儿，就是小贱人啦。孟子在《公孙丑》篇里把大商人呼作“贱丈夫”。在这些圣人眼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且读书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所有农民子弟的最高理想。执政者以德治天下，对这种社会风气推波助澜，大家集体歧视、羞辱商人。明朱元璋时代，命令农家子弟可以穿绸NFEA1纱绢，而商贾之家则只可穿布。尽管我们想象不出农家子弟们在锄禾的时候是如何着丝穿绸的，但起码有这么个名誉上的权利，挺振奋人心的。
秦汉时期，实行市籍制。工商业者另立户籍，被打入另册。凡在籍者，身份低于一般编户齐民。一代有市籍，三代失去自由。晋朝时，将羞辱商人的方法抬到极致，商人必须头上缠巾，将自己的姓名题写在额头上，穿鞋不能一色，一脚穿白，另一脚着黑。这种形象很有意思，我怀疑后世的红卫兵和乡下的革命委员会在斗人时，让人胸前挂牌兼剃阴阳头，就是从晋朝这里得来的灵感。
明清时期，政府更是认为：商贾多贱民，华侨多无赖。社会层面上，更是歧视商人，认为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今天，中国商界里的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等违规操作现象已很普遍，普遍到违反商界公德成为一种社会常态。骨子里，估计大家皆以为，这才是商人呢。这导致中国商界里一个不好的现象，商人信誉不好，并不影响他的生意，相反，越不讲信誉，他越挣钱！如今，中国的大款们似乎扬眉吐气了，那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不信，问一下当初的个体户们是如何挺下来的，不容易啊！至于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经商前他首先是自身观念的改变，认为经商不是丢人的事才能下海；而且即使他自身观念改变了，他还要有相当的勇气，也就是说，他不怕乡邻的指指点点才行。反过来，凡是没有先富起来的农民，恰好都是在保持传统道德品质方面很到位的那类。更关键的是直到如今，他们身上还有轻视商人的痕迹，认为商人锱铢必较，很没劲，而且在给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时，特别愿意选择有面子的那种职业，比如宁愿做个领不到工资的乡村教师，也不愿意个体经商去；宁愿到工厂做苦力，也不愿意到酒店做端盘子的姑娘。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观念在逐渐改变，拿我二哥做例子，他现在搞服装批发，经常北上北京南下广州的。但是在他刚结婚时，曾与我那嫂嫂一块儿推着一车（诸葛孔明发明的那种一个轱辘的木头架子车）红薯到镇上卖，嫂嫂让他把车推到镇上惟一的电影院门口，说，一会儿电影散了，买红薯的人多。没想到电影院一散场，门口的人蜂拥而出的当口，二哥推起红薯车就跑，嫂嫂不知怎么回事，跟在后面跑，直到跑了老远，二哥停了下来，回头对嫂嫂说：我怕电影院有熟人，人家要是看见我，就丢死人了。二哥这个故事在我们家是经典笑话。虽然笑他，但是若让我去干同样的事情，我也不行。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思想对人的影响与渗透，那是无孔不入的。现在，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对经商不再歧视了，但是对于商人的违法及违规操作，却是见怪不怪的，认为很正常。这与西方严格的商业规则与商业道德反差是很大的。
抑商的传统思维，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
（一）从当时来看，它会限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活跃进而妨碍商业内部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商人社会地位低，所以中国人的优秀分子并不选择经商这一行业；某些商业行当还可能被政府政策所禁止，比如“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抑商的另一辅助政策是抑奢。更有意思的是，那时的中国学者就知道，商业的繁荣主要建立在女人们的消费上，所以他们耐心地劝告天下爱美的女人们：“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这一切，导致中国传统的工商业生产得不到有效的刺激，于是投资转向了到农村购买土地，最终限制了工商业的扩大再生产，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自身，长期孕育不出资本主义的因素，从而影响了中国生产方式的质的变更。有人说，如果不是外来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会自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此话错矣。对照英国的圈地运动，我们就可以发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中国农民与土地分离，首先中国的封建政府就不会同意，因为农民一旦脱离土地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其次，农民们更不会同意，农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耕者有其田。直到近现代，中国社会中还有这种思想的烙印。
（二）以现时来看，抑商抑奢导致中国农民在消费方面缺少兴趣。你会说中国农民没钱，可是我发现，即便中国农民有钱，也只是两个选择：要么放到家里或银行里，要么用来购置房产。拿我们这小城来讲，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是工薪阶层，他们的消费除了投向子女教育外，大部分都投向房产了。官员、公务员、教师，有两套甚至三套房产的人不在少数。当然这三类人拥有的房产在档次、面积、地段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这种投资趋向却处处透露着一股农民习气。更有意思的是，俭省节约成为中国传统美德，而讲究享受却让人怀疑有品德问题。乡下人给女儿找对象，绝对不找好吃懒做者，虽然种地带不来富裕的生活，但是种地却成为可靠与美德的必然保证。还有，从大都市来讲，比如旧上海，时装都是首先从妓院里流行出来的。经常的情形是，妓女们带了头，上海名媛与太太们才紧随其后。从乡下来讲，直到今天，谁家的姑娘穿着过于华丽，邻居们轻者叫她妖精，重者怀疑她的品行有问题。所以，艰苦朴素返璞归真的古风得以在中国长期流行，它是抑制商业发展很关键的一环。如今，政府一直通过降低银行利息、公务员加薪、放长假等行政手腕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是我看到的情形是：农民对此没反应，工薪阶层仅有一点反应。一句话，受传统影响的国人很容易把消费与浪费混到一起。就拿我个人来讲，如果买的一件衣服太贵了，我那七十岁的乡下老娘就会嗔怪地说我：乱花！邻居呢，没有这么客气，直接说我太傻。所以，有时候我也精明一下：不买东西，或者等它打折的时候再买。可笑吗？不可笑，这就是一般小民的生存状态。
【四】传统中国政府缺少必要的商业思维与商业技术
明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初次踏上中国的边境，其目标是与中国展开商业贸易。可是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冷漠又骄傲，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根本无需与尔等贸易。当然，如果对方态度恭顺，政府才考虑把其纳入二年或者八年一次的朝贡贸易体系中。
政府缺少商业思维，农民更是视私有为天下之大恶。中国的农民起义，首先要废除的就是商业与私有。典型的例子就是洪秀全政府。农民们认为，商业与私有一旦被废掉了，你的就是我的，买东西还不用掏钱，那多美啊。
“文化大革命”时代，政府更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政府混淆了商业与资本主义的界线，于是抑商之传统变成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在电脑前敲字的时候，我老公看到了，跟我讲他小时候卖鸡蛋的故事：一九七四年，老公八岁，到县城卖鸡蛋，结果鸡蛋被市管会没收。我听了，感觉特好玩儿，问他哭没。他没回答我，说他们家乡有顺口溜为证：俺叫许有林，去县卖拉生（花生），夺了俺的秤，俺也不敢吭，哭着回到家，打了俺一顿。听了这顺口溜我更乐了，在大街上被有关部门割了尾巴，回到家大人还打屁股，日子真不好过啊。老公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故事。我那时候小，估计已不割尾巴了，况且割尾巴割得农民连鸡猪都不能喂了，但是总有人要吃肉啊，所以政府规定家家户户必须至少养一头猪。百姓们都饿得哇哇叫，谁有东西喂猪啊。无奈，生产队里只好把猪提升到人的位置，分红白萝卜、白菜、红薯时，都有猪的一份，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当然，有时候分些精品，比如小麦，可能就没有猪的份儿了，但乡亲们总不放心，每次领东西总问：这回有猪的没有？等问清了，才知道如何报人口，再盯着队里的秤，看给得够不够。但笑话就多了，邻居王三小第一次帮家里领东西，队长看他眼生，问：谁家？三小说：王大孬家。队长问：您家几口？王三小格嘣脆地答：连猪六口！成人们一听，就格格地笑，好像自己家没猪似的。总之，这笑话多了，人们也麻木了，大人们也经常报个连猪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