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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频繁，那是最恰当不过了。
西汉末期，中国人口6000万左右，中间打打杀杀，纷纷乱乱，经过千年的演变，到明朝建国以后，朱元璋查户口，洪武二十六年，中国人口恢复到6500多万，说明在气候、土地等两大农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也就能够养活这么多人。超过一定的基数，农民战争就会起而调节。但是，由于明朝后期玉米、马铃薯及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普及，导致中国人口畸形增加，特别是这几种高产作物在丘陵地带也能够种植，这就大大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同时，清朝开疆拓土，最终使得它的可耕地面积比前朝成倍地增加。于是清代人口创历史最高峰，鸦片战争前达到4亿多。有学者认为，洪杨起义跟外国的殖民入侵关系不大，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这些学者认为，即使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洪杨起义还是会发生的，事实上，康乾盛世后期，大清的人口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秩序了，嘉庆一上任，面对的就是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局面，规模比较大的有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天理教起义。所以说，农民起义就需要两个前提：其一，二三百年的和平让人口达到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其二，大面积的天灾突然出现，成为压垮中国农业社会旧有秩序这一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导致人口的非理性增长，而人口超过传统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后，社会危机就会爆发。
遗憾的是，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发现了，马尔萨斯就会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不是英国。鸦片战争前几十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担心人口会对人类构成危胁，于是呼吁大英人民要讲道德——晚婚、婚前守节、夫妻自我限制同房频率等。事实上，马尔萨斯的呼吁在英国，像中国的杞人一样可笑，因为以前及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担心完全多余，相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诸多国家，现在担心的倒是人口的负增长问题了，特别是法国，政府甚至认为一个法国女人生孩子，就是热爱法兰西民族了。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呼吁有些可笑的话，那么面临早婚早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三妻四妾等状况导致的人口非理性的增长，中国知识分子中竟没有出现一个马尔萨斯这样的学者，就是很可悲的了。人口问题，中国的康熙倒是发现了，认为“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清圣祖实录》卷240），可是英明如他，除了感叹“朕常以为忧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编：《康熙起居注》）之外也没有任何法子。乾隆在位时，也学着祖父的样子“朕甚忧之”（《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乾隆帝发愁的同时，大清有个叫洪亮吉的学者，也在发愁，并且因此而被人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问题是这中国的马尔萨斯所能想出的高招仍然可能导致生育的增长，他的措施如下：垦荒、移民、减税、防止土地兼并、艰苦朴素、开仓济民等。总之，这些最英明的帝王与学者，怎么着也不会想到限制生育这一条路上去。传统条件下，那是多么不道德的一个想法啊。当然如果想到了，我们现在也不会这么气极败坏地急煞车“只生一个好”了！
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的措施，贫困也就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死伤最惨，效果最不理想！
古代农民造反的时候，除了把自己的穷困归罪于贪官污吏与皇帝的无能之外，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如今，中国的史者一般仍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战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我上学的时候，就发现历史老师讲农民起义有个固定的套路，某朝某代末年，吏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所到之处，从者如云，义军势力大增，摧枯拉朽，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反动势力。但是，由于农民缺少先进阶级的领导，缺少先进理论的指导，最后还是失败了。其实，封建社会之体制，吏治何时不腐败呢？至于土地高度集中，也并不一定导致阶级矛盾尖锐，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大地产制，阶级矛盾虽然有所升温，但是与圈地运动大约同时兴起的济贫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一矛盾，所以它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所以，对于中国传统农民来讲，可怕的不是做长工，也不是做佃农，可怕的是，不管做什么，仍然填不饱肚子。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长工的温饱维持仍然有危机；如果再遇上天灾人祸，那么佃农的日子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蒙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就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一样，如果政府处置得当，那么危机就会过去，如果处置不当，危机就会转化为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德日意的社会走向与美国的社会走向就是最好的例子。遗憾的是，中国封建政府既发现不了人口问题，又搞不好社会公正问题，更对天灾人祸对农民的影响缺少有效的管理及弥补措施，其王朝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按王朝轮回的大致时间推算，我们可以发现，战争会使人口大量地减少，但是二三百年过后，人口问题会再次出现。至于农民缺少先进理念先进政党云云，倒是十分确切的。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力量，不代表先进生产关系，他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这种盲目导致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成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表现在：第一，农民起义大都失败了。第二，即使成功了，也不是农民的成功，而是某个农民领袖的成功，天下是他家的天下了。第三，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张力相对扩大，农民的肚皮危机暂时缓解。第四，新王朝对于新到手的天下，相当于一个小资女人对于新买到手的新衣服，穿着时还是有些爱护的，所以统治者还是比较亲民爱民的。第五，农民杀了旧皇帝，代之而起的是新皇帝；农民杀了旧地主，代之而起的是新地主；可农民依然是农民，仍然是皇帝、儒家和小农构成的金字塔体系的最下层。最后，战争过去了，但是和平时期，政府鼓励人口无限制地增殖与开荒辟地，意味着整个社会已开始为下一次战争准备人力、物力与财力。